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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性和是应该问题 　　[摘要]实践理性应用于三个层面的“应该”问题。实用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在目标给定中对手段进行合理选择；价值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抉择；道德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在调节主体间利益冲突时所依据的道德原则。道德原则的实现以价值性“应该”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关键词]实践理性；“是-应该”问题；伦理形上学 　　[作者简介]孔红艳，中山大学哲学系2002级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5-0030-04 　　 　　人类生活基本表现为两种活动，即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传统哲学认为，人类的这两种活动均有理性参与并决定着活动方向，它们分别是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二者属于同一理性的两个不同面相。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根据理性而确定恰当的行为类型和具体情境中的恰当行为的做法。在许多哲学家看来，实践理性的重要性是大于认知理性的，因为实践理性直接关涉到我们的生活目的和意义问题，它决定着我们行动的方向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行动。根据康德、哈贝马斯等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看法，实践理性的应用有三个层面，即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应用。这里所谓“伦理的”和“道德的”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价值层面的东西；后者则涉及如何调节人际间利益(亦即价值获取和维持)冲突的正义问题。这三个层面分别包含着一个“应该”问题。康德认为，实用层面的“应该”表现为技艺性命令，它的任务是向我们指出，什么样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以及怎样去达到这一目的。它不涉及目的是否合理、是否善良的问题，而只是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应该或必须这么做。在这里，一个医生为了把病人完全治愈所“应该”做的事情，同一个放毒者为了把人保证毒死所“应该”做的事情，就它们都是服务于既定目的的实现来说，在价值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在实用层面，指导人们 “应该”如何行动诉诸实践理性的工具理性方面。工具理性的任务是在目标给定的情况下对手段进行合理性的选择，这里实践理性所寻求的是适宜的技术手段、战略或方案，它所体现出来的行动指令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的应该。康德认为，在技艺性命令中，谁想要达到一个目的，如果理性对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就同样要求有达到目的所不可缺的手段。这里，手段的“应该性”已经包含在目的之所“是”中了。从意愿的角度看，这样的命题是分析的。其推理方式如下： 　　大前提：我想要实现某一结果 　　小前提：我知道只有通过这样的行动，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 　　结论：我应该对此作出所必需的行动 　　除了这种技艺性命令外，还有两类“应该”命题是分析性的。第一类是表示某种客观必然性的命题，比如：“天气暖了，燕子应该从南方飞回来了。”此类“应该”命题表述的是依据某种自然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客观必然趋势，它们是从其所属的自然规律的前提中分析出来的命题。在此，“应该”一词的内涵与“将要(should)”是一致的。第二类是表示某种物品性能的命题，此类命题与实用层面的工具性、手段性的“应该”命题有一定的渊源，如“刀子应该是锋利的”。它同实用层面的“应该”命题之类似处于相对性。实用层面的“应该”是相对于特定目的之手段性的“应该”，而上述物品的“应该”是相对于其性能而言的，即一个物品之为一个物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性。至于该物体为何应该具有这样的特性，则可以往前追溯到与人的目的相符合方面，即，刀子之所以应该是锋利的，是因为这样才符合人们使用的目的。脱离了人的目的性，这样的应该命题是不成立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从人的目的之存在，推导出作为工具的物品之“应该”如何。以上这几种应该性命题与道德哲学的讨论主题没有太大关系，因为道德哲学关注的是善、正义等无条件的“应该”问题。以上的应该性命题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它们既不涉及到对目标本身的价值选择，也不关联着在同他人发生利益关系时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它们不是规范伦理学真正关注的问题。实践理性的实用或工具应用负责于目标给定中对手段进行合理的选择。但是生活中我们也常面临着对目标本身如何选择的问题，此时实践理性便超出了工具理性的应用范围。比如，我喜欢音乐不喜欢体育，那么我会选择冒雨排队两个小时去买音乐会门票而放弃一次精彩的球赛直播，这一选择本身可以用工具理性来衡量。但是喜欢听音乐会这件事情在此却超出了工具理性所能决定的范围之外。不过若是听音乐会是为了获得快乐，则前者又可以用工具理性来衡量。这样一直推下去，最后总会有一个目的是落在工具理性之外的。当一个人面临人生计划中最重要的终极性目的抉择时，对于“我应该做什么”的回答便超出了工具理性应用的领域，进入价值理性反思的范围。问题变成了：什么是我终极地应该追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