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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商资本下乡研究文献梳理和问题讨论 　　摘要：近年来，工商资本大举进入农村经营农业的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领域。学界主要从工商资本下乡的动因、渠道与模式、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与潜在风险以及政府规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主流观点支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但强调需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非粮化”“非农化”以及大量圈地和排挤农民等现象发生。此外，城市工商资本与农村工商资本的划分、差别化监管的依据以及“非粮化”控制的区域范围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工商资本下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非粮化；非农化；粮食安全；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291.3；F3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5 　　一、引言 　　工商资本下乡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实业家吴作孚先生，他将自己办公司积累的资本投入到农村，整体改造农村社区，让农民能够随着他的企业化进程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了产业资本和乡土社会的双赢（卢国纪，2014）。而且吴先生还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红利”思想，即让产业资本及各项建设的收益留在当地，既不上缴，也不自谋私利，而是成为帮助地方开展乡村建设的原始积累（潘家恩 等，2011）。然而，从总体上讲，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对外来资本是排斥的，因此，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即便有工商资本进入农村，真正与农业结合并生产效益的并不多见。 　　新中国成立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资本的主体主要是乡镇企业，进入的方式包括“农工商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等。这个时期的工商资本和企业规模均较小，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有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包括农业投入不足等在内的“三农”问题凸显，学界开始呼吁要积极引导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此间工商资本主要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式进入农业，推动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张雯，2015）。进入21世纪后，投资农业的一部分工商资本已逐渐成长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规模、实力及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引导和规范工商资本经营农业的行为，中央于2001年底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强调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应当主要从事产前、产后服务和“四荒”资源开发。在此期间下乡的工商资本，虽是长驱直入，并涉足农村各产业和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但纵观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城市产业和经济发展总体红火，尤其是房地产和制造业，加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经营使用权流转并未真正启动和大面积铺开，因而，下乡和进入农业的工商资本无论是数量、经营领域还是经营行为都在“可控”或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其对“三农”的负面影响尚未对决策层、学界和公众的神经产生强烈刺激。 　　但是近年来，以“确权颁证”和“还权赋能”为主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拉开大幕，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流转步伐进一步加速，敏锐的工商资本嗅到了扑面而来的滚滚商机，开始蜂拥下乡，大面积长时期租用农村土地。据农业部统计，仅2012―2014年，流入企业的承包地面积年均增速超过20%，截至2014年底，流入企业的承包地面积已达到3 882.5万亩，约占全国农户承包地流转总面积的10%（陈晓华 等，2015）。这种现象和趋势引起了包括政府、学界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截止到2015年7月底，关于工商资本下乡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文献共453篇（有部分重复），其中近7成发表于2013―2015年，可见，这个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本文将从工商资本下乡的动因、渠道和模式、对“三农”的积极意义、消极影响和可能风险以及政策规制等方面，对其中的代表性观点和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梳理，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对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工作的有效推进提供参考和启发。 　　刘成玉，熊红军：我国工商资本下乡研究：文献梳理与问题讨论 　　二、工商资本下乡的动因 　　我国工商资本下乡是内因和外因共同推动，政府、市场与企业协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因来看，主要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资本的逐利本性推动工商资本下乡。吕亚荣和王春超（2012）认为，现代农业实行从生产、加工到储存、销售等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后，将成为利润率较高的产业部门之一，从而对工商资本产生吸引力；此外，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也使工商资本嗅到了商机，进一步强化了其下乡获利动机。吕军书和张鹏（2014）认为，由于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现代农业所具有的独特比较优势正日渐显现，农业已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