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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治和德治 　　摘 要 作为社会控制模式， 法治和德治都各有优势与局限。二者的运作机理、内涵和特征都存在差异。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角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下，法治与德治都具有各自的显性成本收益与隐性成本收益，通过对二者效益的进一步探析，对法治与德治的社会控制效率进行分析，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在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同时，要坚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关键词：法治 德治 社会控制 成本收益 效率 　　既定的政治理想通过对不同的治理方式的成本比较，选择最佳的国家治理模式及其组合，是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法治与德治各具哪些优势和局限，怎样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优配置以达到治理模式的正确选择。本文试从对二者社会控制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和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有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⑴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⑵要使德能达到治的状态，它的内涵必须首先符合它的逻辑：以仁者爱人，不在爱我⑶为前提条件，由此德治方始有王者寄托为扎实起点，得到博施于民而济众的结果，从而以道德上感而动之为终场。 　　1. 法治与德治的运作机理 　　法律和道德自从产生之日起，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混杂在一起共同发挥其调节的功能--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规范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在价值层面上，法律与道德彼此相容。直到商品经济大发展时期，法律和道德开始分野，它们功能的差异逐渐明显，作用领域也开始专有化。要建构法律和道德在规范层面上的两性关系，就必须探讨法律与道德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⑷道德则主要利用文化沉淀中的善恶标准而非既定规则及强制力来影响人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法律的不足。 　　2. 法治与德治的经济分析 　　善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所谓法治首先是指善法之治。从理论上讲，法治之法律应是内部和谐、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规范明确。⑸有学者认为，若中国采取法治，其法治成本就会远低于西方国家，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必像西方那么详细，很多方面可以用道德秩序替代。⑹ 　　法律运作必须遵循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即以最小的成本费用获取最大的收益。意大利法学家米拉格利亚认为：法律的内容，有很大部分是关于经济的事件，因为法律是一种量器，是利益效用及财富的比率。⑺现代西方制度学派的兴起，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效益被导入法律，形成了以效益为基点的法律分析。制度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理查德?波斯纳在阐明法律经济分析的效益宗旨时说：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及在哪种情况下，非自愿性的交易（指法律强制下的交易--引者）可能会提高效益。⑻道德感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是不花成本的，它无须成本维持。⑼收益大于成本，则表明该行为有效益，这种行为就会得到强化。反之，则无效益，这种行为就会被弱化，甚至消失而出现不道德行为。 　　3.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分工很明确，法律告诉人们哪些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并规定人们只能做合法的；而道德侧重于告诉人们怎样更好，怎样最好，并劝导人们做更好的，最好的。⑽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法律与道德也存在深刻的关联和统一。 　　法律有助于道德规范，道德目标的认识，把握和落实，强化人们对道德的遵守。任何法律制度的内容都是确定的，明晰的。博登海默说：法律的制定者经常会受到社会道德中传统的观念或新观念的影响……这种道德中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大多已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法律体系之中。⑾法律有助于人的德性养成。法律的形成与确立是一个自生自发与人为建构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由习俗到规则反复博弈的过程。法律对恶的惩罚就是对道德正气的弘扬，从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费孝通先生考察了云南江村和禄村之后，疑惑在中央王朝更替了几千年后，乡村社会变迁的速度却慢到了可以和世纪交替的速度相等？⑿经过考察，费孝通先生认为可以解释为传统取代了法而以长老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占据了乡村社会规范的主导地位。法的建构性特点决定了法纵然能在极大的空间内发挥作用，但在某些传统习俗、行规、习惯以及价值认同的力量强于法律时，法的作用就被弱化了。这种剩余空间越接近基层，越远离中央政权，越接近民间价值伦理的理解与认同，这种现象就越明显。⒀ 　　然而，人们的每个一定的道德水准都不是免费的午餐，它是教育和宣传投资的结果，这就是德治成本。所以，存在着一个道德教育成本与法治成本的权衡。过分的法治并不好，因为它不经济；过分的德治也不好，因为它也不经济。只有找到那个最经济的法治与德治的比重结构才是最好的。⒁ 　　4. 法治与德治的并举 　　由于强势文化和二元认识论的限制，这一简单的事实却难以为人们所认识。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理论探讨，以寻求更为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