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和语文教案设计.docVIP

新课程和语文教案设计 　　新课程对教师的教育理念提出了更人文化的要求，特别是对关系到一个人精神培植的母语教育的实施者来说，不能只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自己的唯一职责。教育面对的是生命意识独立的人，人是什么?人是一种生命流动变化的存在，是在现实时空中存活，又在想象中不断虚构诗意栖居时空且不断呈展的生命式样。人的本质是在时间的流动与空间的转变中呈现、拓展的。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往往影响着他的历时记忆库存与对未来憧憬现实化的质量。 　　语文教育只是学校教育这个现时空间的一隅，虽然不能完全涵盖整个教育的各个方面，但在个人的整个成长历程中，其作用与意义不可低估。试问：哪一个人一生能离得开自己的母语呢?母语与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母语教育就是思想教育。汉民族的母语是汉语，汉语是“灵魂语言”，比照得英语之类的第二语言只能是“工具语言”。 　　总之，语文教育不是只给你一本书，要你去演说；也不是只给你一壶水，要你去浇灌；更不是给你墨绳、刨子、凿子……因为你不是木匠；不是给你熨斗、尺于、剪子……因为你不是裁缝。学生不是产品，所以教师就不要始终想着去做，去加工，去剪裁。教育是灵魂的牵引与提升，语文教育更要启迪学生的智慧之爱。与其给受教育者打过一束亮光，还不如送去一盒火柴。当每―个人亲自把自己的心灯点亮的时候，语文课堂就会变得格外温馨与光亮。 　　教案是课堂活动的预先设计。活动总是“活”的，设计总是“死”的。传统意义上的设计总有程式化的老谋深算与应对检查之嫌，这不单是观念与体制的问题，一定还有功利的成分在。针对传统教案的弊端，有人提出语文教师可以不写教案，且大谈其理由。我看了这些文章，虽觉得“耳目一新”，也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些许“共鸣”。但我决不把话说得绝对，不认为不写教案如何如何好，也不认为写教案如何如何不好。事物总是辩证的，写不写教案的问题不应该在两个方面走上极端。 　　据说，魏书生上课就没有教案，只有“预案”。这取决于魏先生课堂教学的民主思想，即“商量”的艺术。“魏书生敢于上真课，不惧怕学生不熟、教材不熟所带来的‘预案’无法进行，就凭‘商量’二字。”((魏书生“商量”的艺术)，见凹04年6月28日(德育报))可见，敢于上“真课”，就不存在“教案”问题。教案是为教学服务的，教案不是教学的终极目标。 　　“正规”的书面形式的教案写不写，并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问题是语文教师必须认真扎实地备课，这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的备课要求教师做到步骤完整、内容齐全、重点难点突出、设计问题有启发性等，已成了多年不变的清规戒律，这样势必使备课走进了模式化的怪圈。模式化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需要模具和标准，这是批量大规模生产的必然要求。这种观念也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定势以及心理需求，于是，榜样、模范之类的字眼频频光顾我们教育界，使得我们的人才培养过程也模式化了。于是，备课、写教案之人极力寻找所谓的“规范”与“标准”，就会成为必然。 　　这样势必有人会照抄教学参考书、教辅书，甚至到“网”上去下载现成的“教案”。这种生搬硬套，只备“课”不备“人”，只备“形”不备“神”，只备结果不备过程的行为，充其量只能当作应付领导检查的幌子。当然，往往也能得到“好评”。但只能当作教师上课的“招牌”或“备忘录”罢了。我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现在是信息时代，不要把模式、标准作为“标准”，而要强调个性，所以备课必须备出“这一个”来。因为，在课堂上，你面对的是由一个个“这一个”生动的人所构建的“这一节”课。世界上没有两节相同的课，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莱布尼茨浯)一样。道理是简单的，但理解、实施起来却很困难。 　　上课是教案的实施阶段，如果每一节课都要像传统教育教学理论规范得那样到位，又都像所谓名家经典教案那样设计得“标准”，这样刻意地模仿做秀，是失败还是成功?书写教案只能是备课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在不刻意追求形式的前提下，写写教案应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教学新手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要自己亲自去写，去设计，去思考，去实施，去反省。要突出时代性，要富有挑战性，还要强调创造性与可操作性。特别是语文教案，更要突出设计者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备文本，备自己，更要备学生。你认真研究学生了，你的眼前马上就会豁亮起来。原来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是如此新颖别致，如此个性鲜明，如此美丽可人。一节语文课就是一座精神加智慧的花园，莺歌燕舞、绚烂多彩是其特征。一节语文课的成功与否，在某些方面决定于学生的趣味、情感、品位的高下，而不单纯决定于教师“水平”的高低。实质上，教师的水平应集中体现在如何组织、引导、促进学生的“学”上，而不是教师简单、机械、粗糙的“教”上。 　　随着教师角色的转变，师生之间单纯授受型的关系已被合作参与式新型关系所替代。教师备课可以设计上课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