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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作者：徐勇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来源日期：2010-12-7 本站发布时间：2010-12-10 11:00:50 阅读量：1021次 摘要： 当今中国仍然具有突出的政策治国的特点。政策决定国家的制度和基本走向。而中央文件则是政策的具体载体。近几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涉农的。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题目是《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意见》。它标志着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正在向深度扩展，也体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性。 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首要 作出统筹城乡发展的选择是以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依据的。即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国家，是一个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城乡差距明显的国家，是一个有着世界农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正在经历着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度里，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主要在于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落后、农民增收困难。而这都涉及到现代化进程中工农、城乡两种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的发展差距问题。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又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并因此有自己的特点。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也是人类进入文明形态的门槛。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先后产生了畜牧业与农业、手工业与农业、商业与农业三次社会大分工，并形成了立国的基础和现代化启动前的基础性制度。在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的基础性制度作为立国的基础，并制约着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条件和路径。 第一类是“以牧立国”的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地理环境恶劣，流动性和掠夺性强，难以积累财富，也无法形成稳定的制度。如蒙古民族征服世界但不能统治世界，满族入主中原实现向以农立国的转型。直至“二战”以后，一些游牧国家依靠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才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但转型异常艰难。游牧国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资源型国家有财富，但缺乏强大的制造业和有影响力的制度群。这类国家和地区主要依靠丰厚的资源维系社会的发展。而那些资源缺乏的国家则仍然处于前现代社会之中。 第二类是以商立国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分布于海洋地带，有经商的传统。在前现代社会，由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农业文明相对落后，而商业文明相对活跃，并得以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率先一步：一是商业与手工业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手工业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前奏。欧洲的城市主要是因工商业性的“市”而生。二是商业社会重视交换，“互通有无”，既可以促进产品种类的增加，又能够积累财富。商业社会的特性是贱买贵卖，追逐利润，不断扩大商业领域和范围。地理大发现成就了商业民族，使之成为海洋国家。三是商业是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行为，需要通过契约关系来规范行为，形成系统化的制度。正是依靠这一制度系统才使人们的发明创造得以保护并延续，从而成就了工业文明。最后，出于经商的需要，建立了以保护国民财富和经商自由为导向的现代国家，“持剑经商”，并因此能够建立广泛的殖民地，形成世界市场，使财富总量得以迅速增长，从而率先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国家的重要特点是有发达的农业，但农业产值比例很小；有一定范围的的农村，但城乡差距不大；有富裕的农民，但农民人数不多。因此，在发达国家已基本不存在城乡差距问题。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农立国”的国家。“龙”的传人实际上是“农”的传人。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以生产产品为主，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国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士农工商”，以农为本。“民为邦本”的民主要是农民。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的国家。直到19世纪，国民生产总值还排世界前列。农业文明时代里中国得以领先于世界，秘密在于其经济制度：自由小农。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者或者说财富的创造者是农民。其他国家的农民都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如印度的村社制度和种姓制度，俄国的农奴制度和村社制度，欧洲的农奴制度和庄园制度，蒙古的游牧制度和部落制度等。只有中国的农民在人身活动上是自由的。中国实行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农民交纳租税后，自己便可以自由支配其人身活动和财产，劳动与成果是一致的，因此具有生产积极性。秦始皇的伟大功勋不在于修建万里长城，而在于创造了无数个个体自由农民，将农民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永远不倒的“万里长城”。中国上层不断的变动，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外族的经常性入侵，为什么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下来，根源于自由小农。如果说在西欧，农民是依附性的，市民是自由民，那么在中国，农民则是自由民，市民则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 历史制度主义同时认为，制度具有黏性，在特定时空里形成的制度愈强大，对于社会变迁的阻滞性愈强。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以农立国的中国日益落后。首先，农业生产主要与 自然交换，因土地而生，也被土地所束缚，活动领域狭小。其次，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人口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