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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和基层社会矛盾化解 　　【摘要】社会矛盾是转型社会、两极化社会与全媒体社会三大结构性变迁所致的结构性矛盾，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的双方在社会结构中出现的地位差异和角色对立。化解社会矛盾要破除不稳定幻象，以制度化机制创新社会管理，以社会力量转变政府职能，畅通社会媒体表达民众诉求的渠道。 　　【关键词】社会矛盾 社会管理创新 结构性变迁 　　空前的经济社会变革，在给城市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如何看待目前我们遇到的社会矛盾，从而基于这样的判断来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社会矛盾的社会背景 　　目前社会学界对社会矛盾的研究集中在城乡关系、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劳资关系、人与资源环境、公共需求、供给与治理等不同层面。有研究从社会冲突与阶层意识角度分析了贫富阶层、干部与群众、劳资之间的矛盾，提出目前社会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但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也不容忽视。也有研究认为社会矛盾本质与根源是制度矛盾，当代中国社会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同感性化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广泛存在且难以协调和化解的社会矛盾。既有的研究在范式上遵循了社会矛盾分析的理论基础：“国家—个人”二元结构，即国家层面的政权问题相对于个人层面的价值问题，社会矛盾的分析比较单一与同质。社会矛盾是转型社会、两极化社会与全媒体社会三大结构性变迁所致的结构性矛盾，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的双方在社会结构中出现的地位差异和角色对立。 　　转型社会推动社会结构“马拉松”式分化。转型社会是一种过渡形态，总体性社会逐步瓦解，出现了个体分化，形成了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出现了群体分化，形成了以垄断企业干部职工为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和“下岗”工人、“低保”人群为主体的利益受损群体；出现了阶层分化，形成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社会分化改变了社会各类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导致社会结构在动态上呈现“马拉松”式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脱节、断裂。当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存在排斥性与非同步性的现象超过一定程度后，就会使得社会的金字塔式结构逐渐演变为一种马拉松式结构。通俗地说，社会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甚至成为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群体。由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社会财富分配出现失衡，社会不公平现象逐渐突出，必然导致矛盾主体增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由利益冲突引发成为必然。2008年6月28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就是典型。反思瓮安事件，要跳出偶然事件的表象，去反思为什么民众对社会的信任会出现不应有的扭曲和变异。正如时任贵州省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发生这件事，是因为社会分化导致的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居民、那些狂热的年轻人，反映了民众的温饱、就业、治安、医疗卫生、最低保障等社会的“底线”失守，使得人们在内心充溢的焦虑，转化为了对当地政府的失望、怀疑和不满。 　　两极化社会导致社会矛盾对抗化。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贫富差距，而正常的差距是促使个人在社会分层阶梯中积极进取、向上攀登的驱动力。但是，在缺乏约束两极化趋势的合理和有力度的制度安排下，社会分层超越了民众能够承受的贫富差距幅度，使之达到悬殊的地步。一极是广大贫困人口和民众，另一极则是新富阶层和特权阶层，整个社会就走向两极化。两极化社会导致社会矛盾对抗化主要有两方面机制：一是两极化社会中矛盾双方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矛盾双方形成对立话语，借助于对立话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宣泄不满甚至怨恨情绪。对立话语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助推了社会矛盾的快速传播，这样就扭曲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特别是对若干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难以形成共识。如目前的环境维权冲突即是这一类型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有西方“邻避运动”的一些特征，更具有中国两极型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矛盾双方分别诉诸指标数据等科技术语和程序正义、公众参与制度等社会术语。然而，值得探讨的是，民众为何会纠结于这些对立话语？这虽可以从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来分析，诸如话语体系的快餐化和后现代主义解构性特征在网络上的反映等，但更多的是由当前处在转型期的怨恨、焦虑心态与社会语境所造成的。二是两极化社会缺乏参与政策制定的民主机制。在两极化的社会中，决定社会矛盾发展的不单是社会矛盾的对立话语和行动，普遍存在的基于一个社会结构的基本运行机制也是主要原因。由于缺乏相应的参与机制，许多原本可以在政策过程中消化掉的风险并没有被消化掉，反而积累起来，并与执政者面对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时心理上的“过分紧张”和行为上的“防卫过当”相互重叠，反过来又限制了政府有效化解问题的措施和手段。社会民众不再被动地等待知情权的回归，而是以创新的话语和行动来反映社会情绪和对权利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