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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竞争和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 　　资源竞争理论认为，族群符号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来在社会系统内争夺各种资源，从而建构起族群之间的社会边界。因此，社会竞争的需要及个体与群体的应对策略，是族群建构的根本动力。本文从理论层面回顾了西方族群资源竞争理论的起源、演进线索与一些经典研究案例，并与之进行对话，尝试分析其理论的局限性。同时，也尝试将国家作为一个变量带入到这个理论对话中来，从而为资源竞争理论以社会为中心的取向，补充一个国家视角，分析国家作为竞争协调者的重要角色与作用及其对族群建构的影响。 　　关键词：资源竞争 族群 国家 族群建构 族群竞争 　　一、引言 　　资源竞争理论是现代族群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资源竞争理论认为，族群符号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来在社会系统内争夺各种资源，从而建构起族群之间的社会边界。因此，族群独特的血缘、历史与文化特征并非族群的本质，而社会竞争的需要及个体与群体的应对策略，才是族群构建的根本动力。 　　现代族群理论中的原生论强调从客观属性出发定义民族与族群，即族群的来源是历史、血缘与语言、宗教等文化特征；而建构论则强调民族与族群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的主观特质，特别是个体的主观认同之于群体归属的决定性作用。按照原生论的假设，一个族群必有一些显著的文化特征清晰地区别于其他族群，故而极难解释族群分类的社会界限，特别是对那些文化边界并不清晰的族群来说；而建构论难以回答的问题是：若无某种“先天的”因素，一个族群的个体成员最初是如何形成对群体归属的自我认知的。 　　在这样一个理论格局之下，关于族群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二者关系的分析，几乎贯穿了所有当代族群研究的文本。无论具体的研究者是否在其文本中专门论述这一点，它都涉及相关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然而，正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说，科学实践的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哲学意义上争辩本质性的真实与认知性的现实，科学理论发展始终具有功用性取向。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模式不断发生改变。 　　从社会行动的角度来界定族群，为解释族群提供了另外一个理论维度——工具论。顾名思义，工具论将族群视为一种社会工具，以服务于社会竞争。与建构论一样，工具论也强调族群认同的主观性特征，认为通过观察人们自觉表达族群归属的各种确定的、可观察的行为模式，可以理解族群符号实际具有的社会功能，以及人群通过运用象征性符号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动机与意义所在。在以巴斯（Fredric Barth）为代表的工具论者看来，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其社会意义只有在族群之间发生社会互动时才显现出来。 　　在前现代社会，由于族群更多聚居于特定地域的传统社区内，这种文化差异虽更为明显、独特而普遍，但族群互动的行为模式却相对“简单”，人群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的文化界线，族群互动的社会行动通常是以群体为单位展开的。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同质化的现代性社会规范、社会分工以及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这种互动模式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它既可以是个体情境化的主观选择，也可以是将个体纳入和排除于自身集团的群体行为选择，由此从个体的能动性与群体结构两个方面表现出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及其与外部的边界。 　　经典民族理论，如斯大林的理论，重视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对民族群体形成的重要性。事实上，这种论断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并未完全丧失其理论解释意义，所不同的是民族群体的经济生产方式与地域自然环境之间，渐次脱离了那种稳定而明确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尽管族群的血缘、亲属意识以及社会网络仍然是族群成员群体归属的重要依据，但另外一些“非原生性”的因素却变得更为重要，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社会竞争的需要。现代族裔身份的来源，不仅是原生的文化特质与个体的主观意识，还包括个体与群体协同起来对社会资源和身份地位的追逐与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中族群意识与族群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阶级意识与阶级的关系。 　　在一个更为开放、分工更为职业化的市场系统之中，族群保持自身群体认同的努力，实际上与社会竞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竞争理论就是解释这种联系的主要理论范式。 　　二、族群资源竞争的理论来源 　　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资源竞争理论最初起源于生物学，是用来解释在同一时空的条件下不同物种之间如何争夺资源以维持自身物种生存及发生演化的一个理论范式。自19世纪下半叶始，在以马克思和韦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理论奠基人的论述之中，对社会系统内资源竞争的关注构成其不同取向的理论思想之组成部分，并对后来的社会理论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的分析中，马克思强调对资源和剩余价值控制权的争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