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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体验和跨文化写作解读许世旭现象 　　摘要：所谓许世旭现象，是指韩国诗人许世旭的汉诗写作现象。首先，他是1956年开始用韩文写诗，1960年来华留学，1961年开始用汉语写诗，这种跨文化写作同他的留学体验是分不开的；同时，这种现象同五四运动前后留学生在新诗创作中的历程颇为相似，这种相似性非常耐人寻味。 　　关键词：许世旭；留学体验；跨文化写作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2-0027-03 　　 　　留学体验导致了一种跨地域写作，而从古到今的跨文化写作同异国他乡的跨地域写作颇为相似。从旧诗到新诗，其实是一种从旧文化传统到新文化传统的跨文化写作――其间涉及许多相当复杂的问题。为了便于解说，我们采取一个特别的取样方式，以韩国诗人许世旭的跨地域写作――当然更加是跨文化写作――的汉语现代诗为例，说明这种文学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当然，“每一位成熟的诗人，都应该有一些自己认定的诗学理念和诗歌理想，作为自己深入发展的坐标与方向。而一位诗学家诗人，更不乏这方面的修养，且可能比一般诗人更全面、更深入、也更清醒，然而，能否将这种修养，在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得以有效实现，又是一个比角色的转换还要困难的事，也是判定“两栖者‘双赢’水准的又一标志”。在这里，许世旭的学术修养和艺术修养都成为我们从事比较与思考的因素之一。如何在跨文化写作中实现自我超越，同样是新诗运动中耐人寻味的关键性话题。 　　新诗诞生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华夏民族新的杂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他者的发现改变了中国的纯文化传统。所谓纯文化传统，就是传统延续的力量大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力；所谓杂文化传统，则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力超过了传统延续的力量。许世旭的汉语现代诗创作，其实来自一种文化观念中的东方感悟。如同他说的那样：“我的诗，仍然写我，只是借用诗的工具――中文而已。而‘我’的成分，相当缤纷，和今天站在地球上厚着脸皮的所谓现代人几乎同样，除了高丽的情怀与脾气之外，还浸透着中国古典的营养与生活的情调，因为我的这一生所吃的读的，多是来源于中国，甚至与我痛饮一夜、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踉踉跄跄、攀肩扶醉的朋友也不少。还有，中国的方块字，虽是难学，但确实是写诗的好工具。”大体上，本土与外国的比较、传统与现代的对照中，包容了一种极为深厚的自我文化意识。《追随东方――考察欧洲汉学有感》说： 　　北欧之风雪，呼呼悲鸣的时候就想回家，想热乎乎的米饭。 　　 　　冉冉的云雾那边 　　一把不雨而张的绿伞那边 　　似乎驰来蒙古大野的马嘶。 　　“热乎乎的米饭”当然属于东方――纯文化传统的基础，就在于稳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促使东方文明带来衣食住行的贵族化倾向一一所谓生活的艺术或者艺术的生活，其实就以擅长感悟的士文化为基石。这种导致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成就了一种东方美学精神。于是《木马行――苦先父》这首诗道：要我挑选一件麻布白长衫。 　　他急忙穿上，且匆匆步出西向 　　似乎去找青鹤里的老友。 　　为了您遥远的跋涉 　　把衿袖裁得特别宽畅 　　另备一张糊好的黄麻手帕 　　插在你的口袋 　　再把裤脚也紧紧扎好。 　　老父亲驾鹤西归，西行万里，抒情主人公的悲哀自不待言；可是什么人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担任什么角色，担任什么角色干什么事，确实属于传统文化心态。以“五服”分远近，服饰语是可以意在言外的。士文化强调高山流水的会心交流，从知音交流的高语境到科技传播的低语境，古今文化的转换需要经历后象征、前象征、互象征的世代交替过程。晚清70年属于后象征文化阶段，特点是过去的秩序决定现在的抉择，只有像苏曼殊这样的诗人――深受社会歧视的私生子、杂种、出家人，才成为拜伦、雪莱的真正知音，才成为诗坛的开拓者；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的70年属于前象征文化阶段，特点是未来的设想决定现在的追求，这个阶段的代表性诗人臧克家一生诗体多变，在多种诗体转换中以其创作回应当时的文化思潮，一方面这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另一方面虽然诗人在艺术创作中新意迭出，却难以在《烙印》之后继续高层次的经典之作；近代以来文学的70年周期性发展态势，表明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很难处理好继承与借鉴之间的关系。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在这个方面先行一步，表现出文化心态上的较大自由度。《邮差》表明，抒情主人公这样确认自己的文化角色： 　　秋日秋夕的野渡口，杨柳青青的烟雾边，一个绿衣人，等在渡头。 　　背着笨重的大包，走尽重重山水的路，他背包上的汗珠，是深浓而古老，渡口的岁月、渡船的班次，还没有认清，装满了的背包里，都是发黄的信件信件……有乱抹乱画的，有咯血而书的，也有说也说不尽的、画也画不完的空栏， 　　吹着口哨，乌溜溜的瞳孔，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