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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1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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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来广州市人口迁居特征及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1990年以来广州市人口迁居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 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房搬迁已成为城市内部人口变动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1990年以来广州人口迁居的特征,分析了影响广州人口迁居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人口迁居 特征 影响因素
一、 引言
人口迁居是以住宅位置改变为标志的、城市地域范围内的住户移动。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做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如入侵演替理论、过虑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等。中国关于人口迁居的研究主要在1990年以后,学者们多从人口迁居特征、影响因素及主要对策做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周春山以广州为例,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单位分房制度下广州人口迁居的特征及动力机制。1990年以后,广州取消了单位分房,各项制度与改革初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本文旨在探讨此背景下广州人口迁居特征及影响因素。
二、 资料获取
论文数据有两类:统计资料,包括《广东省统计年鉴》、《广州市统计年鉴》、《广州市第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问卷调查:2001年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的“市场化下住宅搬迁与城市重构”广州老八区部分的调查问卷,有效问卷为1500份。
三、人口迁居的特征
1.人口迁居在人口总迁移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总体水平不高
人口总迁移包括区域外的迁移和城市内的人口迁居两部分。1980年~1992年年均迁居率为4.6%;1992年~2000年年均迁居率为6.7%,1998年最高,为9.2%,而区域间的迁移率在此期间仅为2.1%。说明进入1990年以后,广州迁居率增加,并在人口总迁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与国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韩国在1970年~1995年间的年均总迁移率为21%,其中迁居率为14.2%,区域间的迁移率为6.8%。
2.人口以向郊区迁居为主
表1表明,1982年~1990年广州市无论中心区还是郊区人口都在持续增加,1990年~2000年中心区人口开始下降,而郊区人口增加很快,近郊区、远郊区人口分别增长了241.45万和104.72万。
3.人口迁居以短距离为主
调查显示,41.9%的住户迁居发生在本区域内,26.9%的住户迁居发生在紧邻的行政区之间,二者68.8%,发生在非紧邻行政区间迁居住户为31.2%。随着跨江大桥的陆续兴建,跨江迁居住户有所增加,但总体比例不高,仅占迁居总住户的21.2%。
4.迁居率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1978年~1990年,年平均搬迁户数为25.3户,最高值为39户;1990年~1995年,年平均迁居户数64.5户,最高值为103户;1996年~2001年,年平均迁居户数为91.7户,最高值为124户。
四、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促进了住宅建设的发展,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变了居民的居住观念,即重视住房大小和环境条件、服务设施水平及舒适程度。1990年~2003年,广州经济发展迅速,住宅建设迅速;城镇居民工资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储蓄额在此期间大幅度提高,成为国内典型的高收入区,为购买住房提供了资金保障。
2.政策因素
(1)土地政策。1990年代,广州先后颁布了土地使用权及外资房地产相关管理办法,实行了土地有偿、有期、有流动政策,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活跃了市场,繁荣了经济。市场的价格机制使得政府及发展商根据居民的需求偏好设计适应不同群体的住房,灵活地满足了不同的消费群体需求,居民购买新住房的欲望进一步增强。
(2)人口政策。①就业政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铁饭碗式”的就业政策,将职工束缚在某个单位,除非特殊情况职工更换工作的难度很大。1990年以后,逐步推行了合同制的劳动政策,用人单位根据职工的表现可给予再雇佣或解聘,职业流动性增加,职工随职业变化而搬迁住房的机会增加。
②户籍政策。主要体现在小孩的受教育方面,改革初期广州中小学都有自己的招生范围,户口在本范围内的学生才能入学,否则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人口迁居的发生。1990年之后,广州逐步取消“农转非”人口控制计划,根据本人意愿,户口可自由迁入、迁出或注销、重新登记,常住户口市内自由迁移。
3.个人需求因素
(1)改善住房环境的需要。追求良好的住房环境和配套设施已成为现代城市居民迁居的重要驱动因素。对923户购房和577户重新租房的住户调查表明,分别67.5%和42.6%的住户搬迁原因之一是改善住房环境。广州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3?,部分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到4?,改变住房大小仍然是居民迁居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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