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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至唐黄河“安流”问题的研究述论 　　[摘要]东汉至唐黄河安流问题是自宋以来诸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千百年来，围绕黄河在东汉至唐是否安流以及安流的原因学者们展开了长期的争论。文中对历代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总结与辨析，在此基础上赞同黄河在东汉至唐确实出现了相对安流的局面，但应以唐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重申了部分学者强调的相对安流的两点标准：一是主流是否有重大变迁；二是要考察决溢频次、受灾范围以及受灾程度，其中第一点尤为重要。提出了东汉至唐黄河安流是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支津湖泽分泄多种因素平衡下结果，而唐以后黄河决溢频繁也是水土流失、支流湖泽淤塞等各种因素累积所形成的局面，由此分析了黄河之所以在东汉至唐八百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而不同意过分强调某个方面而试图抹杀其他方面的“单园论”说法。 　　[关键词]东汉，唐朝，黄河安流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6-0008-08 　　 　　黄河自古决溢频繁，“黄河平，天下宁”是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孜孜以求的梦想，治理黄河也成为兴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但自宋以来诸多学者也发现：黄河在东汉至唐出现八百年相对“安流”的局面，因此他们开始试图通过对该时期黄河安流问题的研究。探索唐以前安流的原因，寻找五代以后决溢频繁的答案，破解黄河长达千年的危局，为治理开发黄河提供理论依据。这其中包括宋代的程颐、宋敏求，清代的靳辅、胡渭、魏源，民国的李仪祉、张含英。以及现代的谭其骧、岑仲勉、任伯平、邹逸麟、史念海、王质彬、姚汉源等等，他们中有耗尽一生精研黄河的学者，有实际治理黄河的官员，还有学贯古今的名家大师。但论者熙熙，却众说纷纭，直至今天仍然争议不绝。在探讨与争论中，新中国已经悄然度过了六十华诞，黄河也再次安流了整整一个甲子，而距离谭其骧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展开的黄河安流问题的讨论也恰恰过去近半个世纪。千年争论表面似乎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实际上许多问题的答案在探讨中已渐清晰，因此在这里让我们重新梳理回顾一下这长达千年的争论――东汉至唐黄河安流问题。 　　 　　一、东汉至唐黄河是否安流 　　 　　从史书记载来看，黄河决溢频次在东汉至隋出现了减少，唐代虽有所增加，但也远远少于五代以后，且无重大改道。多数学者认为黄河在这一时期是相对安流。但也有部分学者从安流时间、标准或者史书记载疏漏等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 　　(一)黄河安流的时间与分期 　　黄河千年无恙是历代多数学者论述东汉至唐黄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共识，表面看来这一论断似乎无需争论，但实际上确应深入探讨。因为其中包含着黄河在东汉至唐八百年间安流的时间分期、界定及定性问题，多数学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早在清代，许多学者就认为东汉至唐黄河千年安流，如胡渭就认为“唐自长寿以来，时有溢决，见之于史而无大变迁……禹功既坏，河行未久辄复徙，远者数百年，近者或百余年，或数十年，独东汉之河垂千岁而后变”。魏源在《筹河篇》中也认为王景治河后，“行之千年”。直至近代持此说者仍是多数，李仪祉延续了这一说法，称黄河“历晋、唐、五代千年无恙”。 　　但也有学者并不同意安流的说法，其中有学者提出：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至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改道北徙共计979年，有决溢记载的年份99年，决溢处数205次，平均约十年即有一年发生两处决溢，不能算千年无患。但此论一出，反驳者即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历史研究治黄史的学者，尤其是近代李仪祉、张含英、岑仲勉等人，都知道从东汉到北宋黄河下游改道北徙，不到一千年；也都知道其间曾发生过决溢灾害，至于次数多几次或少几次，这是占有资料多少的问题，不致影响定性”。二是东汉至唐的千年安流是“与以前的西汉和以后的五代、北宋相比，无疑是一个稳定时期”，即与其他历代比较而言，东汉至唐相对安流。其实除了上述两点错误之外，该观点在决溢统计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将发生87次的唐宋时期与发生10次决溢的魏晋南北朝隋时期一起计算，即把唐宋时期的决溢次数分摊到极少发生决溢的魏晋南北朝及隋时期，这就产生了东汉至隋也是平均约十年即有一年发生两处决溢的假象。 　　虽然该观点存在错误，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明确提出了黄河在该时期存在决溢的事实，只是未能将东汉至唐的黄河安流进行细致的定性或者分期。那么怎样对这一时期进行划分呢?其实这一点谭其骧先生早就谈过，他曾具体将东汉至唐代八百多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五百多年黄河安稳得很，后三百年不很安稳，但比第二期(西汉)要安稳得多。因为黄河在有唐一代虽然没有如五代时期决溢频繁，也没有如西汉出现较大改道。但决溢次数较魏晋以来明显增加，频率上也并不逊于西汉。所以将唐代黄河问题与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相提并论，是明显不合适的。因此在论述东汉至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