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2008年汪曾祺的研究综述.docVIP

1997―2008年汪曾祺的研究综述 　　摘 要:回顾这十几年汪曾祺研究所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离世后更为寂寞了,一个显在的表现就是有关他的评论文字已不多见,而且这些文章中有突破性观点的更是少见。这当然与时代的审美趋向的转变有关,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网络的、感官的、通俗的。汪曾祺产生的一些影响,是人的心灵的选择,而非文学史的选择。可以说汪曾祺的寂寞就是中国文学的寂寞,就是我们心灵的寂寞。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研究 散文研究 比较研究 　　 　　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有小说《邂逅集》问世,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也写过京剧剧本,60年代出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进入新时期,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笔,一发不可收,《受戒》、《大淖记事》、《跑警报》、《泡茶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以后陆续出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几个小说集,散文结有《蒲桥集》、《旅食小品》和《汪曾祺小品》等集子,另有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1994年四卷本《汪曾祺文集》出版,确是晚翠花香。他于1997年5月去世,离开我们已近十二个年头了。 　　小说《受戒》令人耳目一新,由此人们开始注意汪曾祺,研究汪曾祺。1980―1989年可以看作是汪曾祺研究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着重于对汪曾祺小说从单篇赏析到对作品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小说的题材主旨及创作风格进行较为全面评析,并开始运用比较方法探究其艺术渊源;90年代则可看作是深入发展阶段,研究面扩大,散文研究开始起步,作家本人的研究也受到重视;而在汪曾祺逝世之后对他的研究开始出现下坡趋势,小说研究依然是重点,但并没有重大突破,散文方面虽一度出现“散文热”,但犹如昙花一现。本文仅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其逝世至今这段时间之内的研究成果作一点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 　　 　　小说研究一直是汪曾祺研究的重点,在他去世之后这一重点也依然没有改变。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研究者们大多把汪曾祺小说当作美文多视角、多层次地进行考察,延续了上一阶段的思路,形成了这么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化底蕴、艺术渊源及小说的文体风格。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他的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孙会平指出汪曾祺的童年生活、求学历程以及创作思想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1]梁素芳认为汪曾祺作为20世纪的“乡土作家”,其创作也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润。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时时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亲近之情,处处流露出与世无争、致虚守静的人生观。这些无疑都与道家贵自然、顺天命的思想一脉相承。[2]而陈丽细致解读了汪曾祺新时期的主要小说,庄禅文化意味在其中通过超脱世俗的市井众生、随缘任运的逍遥人士、清风明月的真情之人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体现了庄禅文化以平常心在不离世俗中超越世俗的生存方式、以随缘的人生态度追求自由无碍的人生境界以及重情惜缘的精神意旨。[3]但近些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刘明就是研究者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20世纪的宏观文化背景上考察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发现其文化意识与审美取向表现出极为突出的民间意识。正是由于汪曾祺的文人品格、传统精神和民间意识的有机统一,才使他的小说创作升华到一种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而民间意识在汪曾祺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民间精神的贯注,才使汪曾祺的创作独树一帜。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继承和弘扬了传统文化精神,更在于他在庙堂和广场文化之外,焕发出了灿烂的民间性艺术光辉。他让我们切实地领略到民间这个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所蕴含着的无比深厚的诗性价值和精神宝藏。[4]刘明进一步分析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达到了如此高超的艺术境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实现了民族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双重继承与融合。如果缺少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支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当代性影响。[5]而在刘明的另外一篇论文中则提出汪曾祺在中西结合问题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子。他吸取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摒弃了封建礼教所包含的等级观念,在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意义上对“仁”的内涵做出了新的现代性理解。他摒弃了道家退却个人的一切欲望,在虚幻中把人归于自然“真人”的想象,将“自然”作为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并构成人的生命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舍乎人性的存在形式,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6]而柯玲却进一步论证了汪曾祺创作当中的现代意识,她指出汪曾祺是一个传统文化色彩较浓的现代作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较强的作家。他的现代意识的萌发始于西南联大。他的创作无论在题材的探索、写法的革新方面,还是在语言观念、体裁特色方面都含有显著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