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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德育文艺的环境的研究 　　摘 要 文艺作品对社会教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封建统治者构建德育文艺环境的主要举措是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不同的文艺政策。从《诗经》到明清小说，从音乐到戏剧，古代的许多文艺作品都有鲜明的教化思想。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启发我们在当前应注重营造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发挥主流价值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功能，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 　　关 键 词 古代德育;文艺环境;构建 　　明成满，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圣雪琪，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所谓“德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形成、发展和人的德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1]，它对人品德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德育环境按照影响因素的不同，可分为德育物质环境、德育人际环境、德育制度环境、德育文艺环境和德育宗教环境等。本文从古代文艺思想、古代文艺政策、古代文艺作品等三个方面看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并分析其当代借鉴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艺思想 　　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和文艺评论家认为文艺作品应发挥一定的德育功能，因此形成了以文艺教化论为核心的较为系统的文艺思想，为古代德育文艺环境的构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先秦两汉时期：强调文艺的政治伦理教化 　　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认为，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讽谏君王、教化百姓。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到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后荀子认为文学可以教育、感化人并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文学应具有教化功能的思想。 　　两汉时期继承了先秦文学教化思想的特点，强调发挥文学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这里以成书于汉代的《毛诗序》为例说明。《诗经》作为政治道德教科书，不仅对帝王进行道德教化，还对其进行政治讽谏。《毛诗序》肯定了诗歌作为实施教化的媒介，其传播内容、本质和过程无不体现施教于民的目的。此外，《毛诗序》对文学教化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释，奠定了古代文学“教化论”的整体理论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美刺”说，即“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二）唐宋时期：文艺“教化论”成熟 　　唐朝思想家大力弘扬文艺“教化论”，主张文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要为政治服务。著名诗人白居易主张诗歌创作要反映现实政治，诗人要积极勇敢地承担起惩劝美刺的责任。韩愈丰富了文学“教化论”的理论内涵，倡导“文以载道”。这不仅是对前代文学“教化论”的继承，也是对教化功用论的发展和超越。 　　两宋时期强化了“道”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明确“道”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正确理解。欧阳修认为文学应面向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阶层，将文学教化的对象进一步拓展，由上层社会推向市井乡民。宋代理学家的文道观虽有极端化倾向，但其理论内容强调伦理道德的地位，倡导文学与伦理道德合二为一。他们告诫创作者，作品要体现对人生和世界的道德关怀，而不是写作方法和文风的铺陈，更不是选材和构思的精巧。 　　（三）明清时期：注重文艺的经世致用 　　在明代，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备受重视，人们认为文艺应对社会产生扶风教、正人心的有益影响。作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继承了“教化论”的文学观，将之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强调文章与理道、事功结合。作为政治家的刘基，主张“美刺讽谏”，即在继承“美刺”说的基础上，强调文章要针砭时弊，敢于批判社会的阴暗面。陈子龙赋予了文学“教化论”战斗性品格，将文学与救亡直接联系起来，体现文学经世致用的强烈时代性。 　　在清代，文学“教化论”进一步与经世致用联系起来。黄宗羲主张文学内容应有时代性。他对杜甫、文天祥等人的诗赞不绝口，认为这些作品体现时代面貌，展现文人气度，不仅可以丰富史料，还能启发后人。此外，他倡导文学家要通过作品发出时代最强音，勇担时代责任。顾炎武指出文学要服务于政治，即“明道”“救人”。他更强调文学的政治实用性，即反清复国，解除民族压迫痛苦。叶燮的学生沈德潜，以礼部侍郎的位高权重，以诗人的创作感悟，以学者文人的理论素养，对文学“教化论”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使其理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他主张在诗歌的创作上要遵循政治伦理教化论，即“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2]。 　　二、中国古代文艺政策 　　中国古代各时期都有特定的文艺政策。 　　（一）秦汉时期：从“坑儒”到“尊儒” 　　秦统一之初，儒家和法家在思想领域的斗争相当激烈，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维护大一统的皇权，推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以打压各国贵族妄图分封的美梦。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政策并不是偶然为之，它作为“奋六世之余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历史发展、思想斗争的必然。“焚书坑儒”在当时虽然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