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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诚信法律制度的研究 　　【摘要】传统诚信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诚信建设所需的一笔丰富而宝贵的道德资源。学界目前对于传统诚信的讨论，仅仅局限于依靠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人格诚信，而忽略其外在法律规范。我们可以通过史料研读并对其进行辩证分析，突破其历史局限性，对我国现代诚信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传统诚信 法律规范 现代诚信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从目前学界对于中国传统诚信道德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学者认为传统诚信欠缺法治要求，诚信主要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持，它只是一种道德规范，而非法律规范。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传统诚信欠缺法治要求，它只是相对于封建礼俗社会下的“人治”而言，并不能说明传统社会中欠缺具有诚信精神的法律条款，尽管这些法令的本质只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服务，完全背离现代法治精神，但其中体现诚信思想的客观内容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着现代社会的诚信建设要求。 　　传统诚信法律制度综述 　　古代刑法中有关诚信的法律规定。一是诬告罪。在我国古代刑法中，最能体现诚信原则的法令条例是对于诬告罪犯罪主体的惩戒。关于诬告罪的法令条例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随着历史朝代的更迭，传统社会法律体系逐渐趋于完善，对于诬告罪的惩戒规定也愈加严厉。所谓诬告罪，是指诬告者以泄私愤、遂私愿和陷害无辜为目的，通过故意捏造事实来加害于无辜者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一旦成立，不仅会造成错判，给被告者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更为严重的是，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导致司法秩序混乱，破坏司法公信。因此，为了在客观上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我国古代社会历代法律对于这一罪行的处罚极为坚决，凡经查证属实，即使被诬陷者尚未进行判决，也不会影响对于诬告者的定罪。而罪名一旦成立，则必定给予诬告者最为严厉的惩戒，并以“诬告反坐”作为历朝各代惩处犯罪主体的基本原则。 　　从汉代开始，对诬告罪的处罚已经严厉至处以极刑，并附之以腰斩、伏诛等多种执刑方式，以此来警醒其他犯罪成员。而发展到魏晋时期，其惩处对象的范围甚至涉及到诬告者的亲属。 　　唐代对诬告罪的规定是比较细致完备的，《唐律疏议》中将诬告行为分为诬告谋反、大逆和一般性诬告，并针对不同诬告行为的定罪、量刑、处罚有着极为详尽的规定，但是，如若一旦涉及到“诬告谋反及大逆”行为，无论其何种身份、何种地位，均会被处以“斩、绞”刑，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除此之外，还会依据诬告的罪数、人数及罪行大小来判断是否应该连坐。 　　明、清两朝在“诬告反坐”的基础上还加入了“反坐加重”的原则，其犯罪行为也被划分得更为细致，包括“全诬”、“诬轻为重”以及“诬告至死”在内的多种行为，而且每一种犯罪行为都会被施以针对性的惩戒方式。《大清律例》更是将“诬轻为重收赎图”放置其首卷中，并且明确规定“凡诬轻为重，如告人一百杖，内止四十杖得实，所诬六十杖，被诬之人已经受决。告诬者必全抵，杖决六十，不准赎银。如未决，方准照后收赎”①。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对于诬告罪的处罚内容之中增加了经济惩罚，这种情况除了为加重对于诬告者的惩罚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对被诬陷者的经济补偿。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由于封建法律自身的专制主义特征和礼法并重的传统，使得古代法律对于“诬告罪”的种种惩戒规定只是做为统治阶级维护其自身利益以及镇压人民反抗的某种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在客观上维护了古代社会的司法诚信。 　　二是诈伪罪。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诚信思想不仅仅可以通过对“诬告罪”的惩戒得以体现，同时还可以从历朝各代的“诈伪罪”中得到窥探。所谓诈伪，即弄虚作假、伪装假冒，与“不诚信”直接挂钩，并且涉及社会多方面内容，包括制书、做官等等，所以历朝的刑法对于诈伪行为均有着严厉的惩戒措施。 　　据《唐律疏议》记载，“诈伪”最早是从曹魏时期的《贼律》中分出来的，此后历代相承因袭，至唐代，诈伪律才最终较为完备，但是在《唐律疏义》中它并不像明清两代一样将《诈伪律》放在《刑律》的目录之下，但是不可否认它确属于刑事范畴，所以文章在这里主要通过《唐律疏义》、《大明律》以及《大清律例》来对“诈伪”一罪进行讨论。 　　《唐律疏议》中的诈伪一卷共计27条，其中各项条款均是针对欺诈行为的惩戒规定，内容更是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包括伪造御宝、伪写官文书印、伪写符杰、诈伪制书及增减、诈欺官私财务、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诈乘驿马、诈陷人致死伤等等，而且对于各种诈伪行为亦有着不同程度的惩戒，如：“诸伪造皇帝八宝者，斩。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宝者，绞。”②以此可以看出，唐朝对于伪造皇室宝印者均会处以极刑；而对于制书不实者，则处以徒刑两年；对于假冒官吏者，则会被流放两千里，而这里的假冒官吏不仅是指以虚伪、诈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