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政治社会化问题的思考.doc

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政治社会化问题的思考 　　摘要：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由于地处偏远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在政治认同方面似乎比一般小孩更加冷漠；在国家认同方面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成为中国人而遗憾；在法律规范认同方面，由于他们处于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边境，在族群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一些迷茫。边境跨国婚姻的小孩也是祖国的花朵，尤其需要呵护。在家庭方面，需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特殊困难。在社会方面，需要通过依法加强民主政治实践来强化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认可。在学校教育方面，需要加强法制教育。 　　关键词：东盟；西南边境；跨国婚姻；青少年；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C913.1/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2-0100-08 　　 　　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居民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跨国婚姻及其孩子问题已成为这些地区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我们必须关注跨国婚姻孩子今天的成长，帮助他们实现健康社会化。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西南边境民族地区跨国婚姻的孩子及其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尤其需要积极思考的迫切问题。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就该地区为数不少的跨国婚姻子女的政治社会化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走进一群特殊的孩子 　　 　　在中国广西、云南等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生活着壮族、京族、苗族等20多个跨境民族。在这些跨境民族居民中，由于他们和越南、老挝、缅甸等邻国的边境居民属同一个民族，语言相通，文化相同，交往历史悠久，所以互相通婚的现象非常普遍。(1)(P78)据了解，仅在广西边境地区，这种跨国婚姻就超过1万对。边境民族地区的跨国婚姻一般都有2个以上小孩。照此计算，仅在广西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就达到几万名。(2)在这些跨国婚姻家庭里面，母亲是越南等邻国妇女，她们按照当地的民间婚姻模式嫁入中国，但是，她们的婚姻都没有经过中国的法律程序确认，没有结婚登记，她们也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群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母亲。这些跨国婚姻所生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中国国籍、在中国寸步难行的母亲，面对的是仅一条边界之隔的、政治经济和主流文化不同的另一个国家，面对的是自己所属的少数民族文化，他们的社会化毫无疑问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边境县，该县总面积2742平方公里，辖14个乡(镇）17个社区129个行政村1371个自然村，2005年末统计总人口为35.7万人，有壮、汉、苗、瑶等1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7.8%。大新县西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连，境内有中越边境线41.5公里，分布有下雷、硕龙、宝圩等多个边境乡镇和德天、隘江、岩应、下典等多个边境村屯。(3) 　　隘江村是大新县的一个边境行政村，与越南的高平省下琅县里国社板当屯、明龙社六幸屯隔归春河(水面约10米）相望，与越南的重庆县潭水社板约村、板逐村也相隔不远。隘江村共有5个自然屯9个村民小组，有277户家庭，共1173人。(注：资料由该村村支书方英才提供。) 　　隘江村居民原来称苗族，为红苗支系。在上世纪80年代，经政府统一组织重新识别工作后，认为隘江村居民文化和壮族更为接近，所以改为壮族。归春河对面的越南居民自称岱族，实际上与隘江村居民的语言、习俗完全相同，属同一个民族。壮族先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今中越边境地区一带。自1078～1084年中国宋朝与交趾李朝划定两国边界以后，这一民族共同体成为跨境民族，后来分别发展成我国的壮族和越南的岱族、侬族等民族。(4)虽然有了边境线，但长期以来，生活在边境两侧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自由交往，相互通婚，姻亲频繁，同如一家。19世纪以后，边境线管理有所加强，但这并没有阻隔他们的交往，他们相互之间跨国民间婚姻、姻亲、探亲访友依然不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边境交恶时期，他们的交往有所减少；但在中越两国恢复友好关系以来，他们的交往又日趋频繁；特别是在中国――东盟架构的影响下，中越边民的交往有所增加。2001年，经村委干部积极争取，政府批准在归春河隘江村渡口处设立了一个边贸互市点。 　　伴随这种交往，相互通婚组建家庭的现象也有所增加。从1989年至2005年的17年间，隘江村产生了和越南妇女结婚的跨国婚姻28户，占该村227户家庭的12.3％。在这28户跨国婚姻家庭里，有1户没有子女，有1户没有婚生子女，有3户刚结婚，还没有生育子女。在23户有婚生子女的跨国婚姻家庭当中，共有37名子女，他们的基本情况见下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