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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言谏制度的的特点及现实意义 　　【摘 要】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形成比较早，从氏族社会时期到明清的发展过程中，其间受到封建君主专制等因素的影响，效果不稳。但总的来看，其发展有连续性和效果也有其积极性。文章将主要从古代言谏制度的特点的归纳介绍入手，并试图从政治行政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总结言谏制度的现实意义所在，以期能更清晰地认识言谏制度的价值。 　　【关键词】言谏制；君主制；行政监督；民主决策；科学性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即言官规谏制度，多指中国古代设言谏官对国家施政得失、皇帝诏令进行评议、规劝、封驳的制度。中国古代言谏制度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监督制度：言谏关系一般只存在于君臣之间，春秋战国时期游士对各国君王进行游说以图博取功名利禄的行为不是言谏行为。任何违背忠于社翟、忠于君主专制国家根本利益原则的行为亦非言谏行为。言谏制度在古代具有合法性但其效力有非强制性，谏议是否被采纳取决于皇帝偏好，根本受制于君主，是一种将政治的昌明与否寄托于对明君圣主的期望中的制度。但客观上，言谏制度的设置使实质上决策过程中皇帝不再是唯一的决策主体，这客观能够弥补皇帝个人能力有限的缺陷并监督皇帝的决策行为，从而减少决策失误和决策错误，反映了对科学决策的追求。同时这种自下而上的监察方式反映了君权（首长权力）的可监督性，言官作为监督主体也是”民”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言谏制度是君主极权时期中民主决策因子存在的佐证.当前，君主专制制在我国已不复存在，但首长负责制仍是重要的行政制度，二者有其共性。同时，在政治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对科学性和民主性的追求非但从未改变，而且并不断凸显扩大。因此，对中国古代言谏制度的研究有切实的现实意义，对言谏制度特点和意义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实现古为今用。 　　一、中国古代言谏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言谏制度源远流长，有其显著特点。 　　（一）发展源远流长 　　谏的最初起源为巫祝和祭司的神谕、祖训、卜辞等等，是宗教人员对于世俗首领的一种变相的进谏，并在事实上也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和世俗事务的处理。原始社会后期氏族成员对氏族首领的民主监督习俗通常被认为是言谏制度的萌芽。有观点认为，“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尚书?孔氏传》）”中的这种纳言之官，是谏官的初始。另据《周礼?地官》记载，谏官一职在西周时期正式出现，时称“保氏”，主要职责是“掌谏王恶”。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例如，齐桓公时设“大谏”之职，以谏官作为齐国中央相府的五个职掌之一。而秦统一天下后，在中央行政行政部门设有谏议大夫、给事中、博士、议郎等谏官和一些有谏议之责的官位，如：侍中等，并形成了议事制度。汉代言谏制度仿承秦制，并较秦代有一定的发展，谏官已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职权，出现了诸如刘辅、王褒、匡衡、夏侯胜等著名谏官，但谏官无定员，数量由皇帝任意确定。魏晋南北朝时期，谏官开始有独立的机构。在隋唐时期，言谏制度已经成熟完善，并以唐为极盛。当时，门下掌封驳、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唐太宗开了“纳谏”之风，做到了“从谏如流”。而宋时则专置谏院，并置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另有许多以他官兼领者，谓之“知谏院”、“同知谏院”，带有加官性质，但也是很重要的谏官。元代废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专职谏官，但御史却承宋制，得兼谏职。明代亦无专职谏官，但由“给事中”兼任谏职，流俗为“给谏”。清代言谏之官的建置大体如明代，并逐步实现了台谏合一。 　　虽然宋朝以后言谏制度不断式微，言官逐渐非专职化，但客观上言谏的职能作用依然得以保留，言谏制度的生命还存续着，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言谏制度源远流长。 　　（二）作用过程受君权根本掣肘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政治以皇帝独裁专制为主体，同时又有一套自我内部调节、自我完善、自我补充的机制；既有封闭性，又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言谏制度是这种开放性的一种表现。然而，其作用过程受制于皇权是根本事实。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封建社会君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不断得到强化。在后世的封建制度发展过程中，朝代更迭，但皇权的地位总是不可动摇的，“家天下”的实质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全过程。而“家天下”的现实决定了皇帝不仅是其家族的统治者，还是天下所有者，皇帝控制了资源，也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动权。言谏过程中，言官作为“臣”的地位相对于“君”而言无疑是弱势的：第一，言官的设置和人员选定的决定全在于皇帝。“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西汉刘向《说苑?臣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谏官的这种被动地位；第二，言官以言为“剑”，靠舆论的力量发挥作用，没有强制力量或绝对权力作为其言论的后盾保障，并不能启动法制程序。这就决定了皇帝对言官的劝谏可以选择性听取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