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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女同文学叙事分析 【摘 要】《鳄鱼手记》是当代台湾著名女同性恋作家邱妙津最成熟的小说之一，突破了之前同题材作品情欲规避的传统，在台湾女同性恋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邱妙津本身是同性恋者，这部源自于作家本人切身体验的作品，本文试图通过母题、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对女同文学进行初探。 【关键词】女同性恋；母题；叙事风格；叙事策略 26岁时自杀于法国巴黎并以遗书引发文坛“地震”的台湾女作家邱妙津（1969—1995），是一位女同性恋文学的书写者，她最成熟的小说《鳄鱼手记》突破了此前同题材作品对于同性情欲的刻意规避，在台湾乃至整个华语文学世界中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作为台湾女同性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邱妙津源于她本人的切身体验的女同性恋的书写具有典型性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文本的分析研究，就故事的母题选择、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等方面略陈管见。 一、放逐母题 放逐，是一种与人类相伴而生、延续至今的社会现象，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之一。“基本上，放逐母题牵系着的是被迫远离乐土，远离一个情感上认同的家，因此它可以转化成失乐园或乌托邦的寻求，人在这些未确定的空间里寻找归宿感” [1],同性恋作为异性恋的性爱“他者”，始终以被放逐边缘人的身份存在。“放逐母题”在邱妙津的同志小说中悲情呈现。 同性恋的放逐形式，一般分为外在放逐和内在放逐两种。外在放逐表现为同性恋者被家/国驱逐出门，对现实环境逃避。《鳄鱼手记》中的大学生拉子，喜欢把自己幽禁在租住的小屋中过自我封闭的生活，不喜与人来往，爱好逃课，不管“逃课”还是“排外”，都是主人公外在放逐的表现形式。 相对外部世界的放逐来说，内在的自我放逐，是指同性恋者把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污名、排斥内化为自我意识，使自己陷于认可同性恋身份与排斥同性情欲的矛盾之中，并因此而自我谴责、自我否定。本质上，这是外在放逐的深化和变异。在《鳄鱼手记》中，拉子对自身产生过恐惧： 一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真的明了那种恐惧感，它到底来自哪里？却受着奇怪性欲的压迫与恐吓度过青春期和大学时代的一半。我安慰自己，我是无辜的，恐惧感是自生在我体內，我并沒有伸出手搬它进來，或参与塑造自己的工程，帮助形成这个恐惧感蔓生的我。但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成长的血肉是搅拌着恐惧的混凝土，从对根本自己和性欲的恐惧，恐惧搅缠恐惧……变成整个活下去的恐惧怪兽，自觉必须穴居，以免在人前現出原形。[2] 相对而言，内化于心的流放感，更甚于外在的流放形式。内在的自我流放是最彻底的放逐，它使同性恋者们成为异性恋社会的被逐共犯。它是潜藏于同性恋者心中，反复折磨他们的心魔，也是酿造同性爱悲恋的罪魁祸首。 二、叙事风格 邱妙津采取的是一种类似喃喃自语的内心独白的叙事文体，对灵与肉、内在与外在等进行形而上思辨与反省，重在描写情和欲的诸般面貌，面对传统规范和主流文化，呈现的是消极旁观、防卫自辩的态度，是基调消极的悲情写作。 邱妙津成长于正统文化氛围中，她的作品发表于台湾解严初期。当时的台湾社会对同性恋文化的认同是模糊不清的，持保守意识的大众文化视其为异端和败类，具有先锋意识的社会精英表现出宽容和理解，同性恋文化在正统道德观念与异端文化的夹缝里无声喘息。在这样的情况下，邱妙津对同性恋文化的认知，本身也充满了困惑、矛盾、忧郁和痛苦。她的“书中刻画了沉痛而且惨烈的女同性恋关系，突显了女同性恋之间的爱欲情狂及挫败失意”。[3]在对拉子错综复杂的情欲书写里，邱妙津透露出的是悲观、绝望、控诉、猜疑、自恋、自弃甚至自毁挫败的色彩，将情欲创伤表露无遗。拉子的思想充塞着自我认同与自暴自弃的冲突，一方面对异性恋的优势地位有清楚的认知，屈从于它；另一方面则是自身已经内化于思想外现于行为的男性认同的不想放弃。 从前，我相信每个男人一生中在深处都会有一个关于女人的“原型”，他最爱的就是那个象他“原型”的女人。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我深处的“原型”也是关于女人。我是一个会爱女人的女人。[4] 邱妙津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可是性别认同符号与世俗爱情合理架构的枷锁根深蒂固，当时的前路那样黯然，只要踏进这个漩涡，从此似乎任何选择都终将归于土崩瓦解的苦痛，谁也没能逃脱伤裂的命运。小说中所展现的她的近乎自虐的告白，以及强烈的爱欲、霸道的占有，令人惊悚，读后让人有悲寒直逼心底之感，我们看到了一个同性恋者“始终难解的心理纠结与自成回路的思想缠绕如何一步步结成没有出路的硬茧。” [5]她终究没有穿越创伤，在1995年用一把水果刀刺入心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三、叙事手法 在《鳄鱼手记》里，邱妙津数次将主人公物化为一头鳄鱼，隐喻纠结矛盾的同性恋的欲望形态。鳄鱼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同性恋者在异性恋霸权社会中孤绝、受抑的尴尬困苦存在处境，邱妙津以符号表征的方法强化了拉子内化的恐惧和焦虑。鳄鱼是作为拉子的互涉性形象塑造的，二者共同喻示着同性恋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