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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1年国内申报·自由谈的研究综述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学术界关于它的各种研究成果已不胜枚举，而在这其中，对于《申报?自由谈》的研究又因为其副刊地位的特殊性而显得尤为特别。本文搜集了近十年来有关于《申报》副刊“自由谈”研究的相关文献，并对其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同时，也对当前《自由谈》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些许个人看法，以期今后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更加趋于完善。 　　【关键词】《申报》《自由谈》研究综述 　　在中国新闻史上，《申报》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样，它的副刊《自由谈》也是影响深远，无论是在新闻界还是文学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研究概况 　　本文梳理的是2002-2011年这十年内国内关于《申报?自由谈》的文献资料，经过笔者在文献期刊网站上的检索，近十年来关于《自由谈》的文献资料数量远不及有关于《申报》广告、新闻报道等文献数量多，所以，相对来说，关于《自由谈》的专门性研究在《申报》总的研究体系中显得较为薄弱。此外，笔者发现，就算是在专门的《自由谈》研究中，研究视角也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倚。 　　二、《申报?自由谈》的不同研究视角 　　回顾近十年来国内关于《自由谈》的研究，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于《自由谈》的研究视角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 　　1、关于周瘦鹃是否只是一个“风月”作家的研究 　　作为担任《自由谈》主编时间最长的人，同时又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学界目前对于周瘦鹃是否只是一个“风月”作家的研究还存在争议。 　　在大多数研究1932年改革后的《自由谈》变化的文献中，学者们都将周瘦鹃作为革新代表人物黎烈文的反面来引用，他们往往有意或无意的以黎烈文的“进步”来反衬周瘦鹃的“落后”，似乎二人就是“新”与“旧”的代表。周慧斌在他的《黎烈文改版“自由谈”》一文中指出，周瘦鹃主编的《自由谈》只顾一味地去追求趣味性以及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文章来迎合受众，这与新文学以及后期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环境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即使他也有关心时事的一面，但是这种“关心”都是温和的，并没有触动时局，更谈不上针砭时弊。 　　与此相对的则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新闻从业者，文学界和新闻界以往对于周瘦鹃的评价都不够客观甚至是有失公允的。他们觉得，从新闻的角度来说，尽管在黎烈文主编期间，《自由谈》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确实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这也不能就此掩盖前任主编周瘦鹃12年的努力；同时，在文学界，后来的学者们又因为其属于“鸳鸯蝴蝶派”这一事实而往往忽视了这一时期自由谈的文学性。他们认为周瘦鹃事实上并不只是一名“风月”作家，他同样有着作为社会良心和市民喉舌的一面。这一时期的《自由谈》不仅仅只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它同样囊括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有对生活的关注，有对家庭变革的讨论。持此观点的学者们还指出，之所以一直以来学界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周瘦鹃，是因为过去的学者一直没有关注他在《自由谈》上发表过的众多时评杂感。为了证明，他们还从周瘦鹃10年主编生涯的1043篇时评杂感中找出一些经典时评作为论据。 　　除了为周瘦鹃辩驳外，还有学者极力为“鸳鸯蝴蝶派”时期的其他主编证明，比如陈碟仙。于鸿斌就在他的《陈碟仙时期的风格研究》一文中表达了他对于陈碟仙关注时事、对时事有一定的分析评论这一事实的认可。 　　2、关于黎烈文改革《自由谈》的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对于黎烈文改革的原因、意义以及经验的分析上，而在这些问题上，学界也基本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对于黎烈文革新《自由谈》的客观原因，他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析：首先在政治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日益明显，民族主义热情日益高涨，基调平和的“颓废”文学已不合时宜；经济上，外国资本不断入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上，随着符合潮流的左翼文学的兴起，日渐落伍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已没有了生存的空间。除却以上的客观条件，黄亮还在《黎烈文副刊思想探析》一文中从主观的角度对于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黎烈文对于副刊报道方式的创新和内容的扩充以及广纳各方面优秀人才为《自由谈》撰稿的行动，为改革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康化夷则在《黎烈文与〈申报?自由报〉的革新》中对于改革的宝贵经验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办刊需要坚忍耐劳的意志品质、以稿件质量为重的选稿标准和依靠中坚、培养青年、团结广泛的精神等等。 　　3、关于《自由谈》构建“公共领域”的研究 　　学界关于《自由谈》构建“公共领域”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引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探讨《自由谈》在构建中国“公共领域”方面的实践。二是《自由谈》所创造的公共舆论和政治权力的错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