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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著述中概念使用问题之的反思 　　摘要：以1950年以来的文学史著述为研究范围，以“人民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研究对象，分析概念的原意、流变及使用中的偏颇性，是有必要性的。应充分理解概念的最初来源和原始语境，有限定性的、合理地使用它们。中国传统文论经典概念的当代转换以及外来概念的恰当使用，这两者的有效结合，是未来文学史研究和撰述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人民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古代文学史；概念使用；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0)02－0052－04 　　 　　古代文学史著述与文论思潮有较大关系，这种关系集中地体现于概念术语的使用上。单就1950年至今这一时段来看，80年代以前广泛使用的一些概念术语到了80年代后便较少出现。这说明文学史家们在反思概念术语的合理性，并在著述中体现自己的新认识。但文学史著述繁多冗杂，良莠不齐，以致今天不恰当的概念术语仍在被使用，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某些概念的确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在21世纪的起点上，以中西诗学比较为视角，以古今文论对接为目的，全面深入反思古代文学史著述中的概念使用问题，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古代文学史著述中曾经广泛使用、而今时有出现的“人民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三个术语为例，就其合理性展开探讨，力求探源逐流，窥其本质。 　　 　　一、人民性：古代文学史撰写的时代烙印 　　杜勃罗留波夫说，“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常识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这是较早论述“人民性”的言论。在我国，“人民性”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的，最初仅用作政治术语。“人民”本来就是政治性较强的用语，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拥护、支持革命的人都属于人民；而后来“人民”的概念就更加宽泛，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都可以称为“人民”。在以上理解的基础上，“人民性”主要是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适应人民愿望的特性；部分国家领导人把“人民性”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或封建社会中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性；其实，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这后一种理解影响较大并占取上风。 　　由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人民性”被用于指导文艺工作，这一概念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史著述中，并且是“衡量古代文学遗产(包括外国的)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重要尺度”。用“人民性”这一术语来分析古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僵化理解、盲目使用，则有许多不妥之处。 　　首先，今天所说的“人民”与古代存在着内涵的偏差。正如童庆炳所说，中国“古代用‘庶民，这个词，与今天所用的‘人民’这个词，不完全是对应的，……‘庶民’只是‘屋下众’，不包含褒义，甚至有时是一种贬义……而‘人民’一词是含有褒义的。人民性，只能是那种以人民为本位的作家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中才能找到”。所以用“人民性”来套古代的作家作品，是不妥当的。比如对杜甫的评价，有人抓住其忠君的一面，指责其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之上、“奉儒守官”，因此否定他具有人民性；而又有人因杜甫关心黎民疾苦、同情受苦民众，而称赞其具有人民性。今天看来，大可不必有这种论争。因为现在所言的“人民性”并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杜甫的关心百姓疾苦。这里有一个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问题。林继中在其《文学史新视野》中说，“杜诗以其忠君爱国病民省身的潜在意义及其丰富的审美情趣通过了宋人的价值选取……成为新时代的最高典范――诗圣”。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方式、这种思考与言说研究对象的方式才是较为中肯的。 　　其次，使用“人民性”的基本动机是挖掘古代文学的政治实用因素，以突出文学史的教育作用，但过分主张文艺作品和学术研究为当下政治服务，则必然削弱其纯洁性与自律性。以一历史事件为例，吴晗的《朱元璋传》把朱元璋晚年大搞特务统治、制造文字狱、提倡八股文等事实作了客观描述。这本是如实写作，但毛泽东在读了《朱元璋传1954年稿本以后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晚年)。”由此可见，政治的影响、实用的考虑对历史研究的影响相当大。同样的道理，过分强调古代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强调其阶级性与革命性，就必然削弱其审美属性，从而遮蔽文学史的原生态概貌。 　　再次，如果纯粹以“人民性”的立场来分析文学现象，则往往会出现思维的偏差，导致不能正确评价文学史实。比如有研究者称“道教、佛教大量编造鬼故事、宣传鬼的魔力以恐吓人民”，这里简单地把道教佛教的传说故事说成是恐吓人民，忽略了其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