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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公案文学智判之发展规律的研究 　　摘 要:公案题材文学是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官员以自身智慧判案的描写即“智判” 是其要点和出彩之处。宋元明公案文学经历了智判描写由简单到详细、智判方法由单一到丰富、判案情节由简单到曲折,小说语言运用由文言到白话俚语的过程。 　　关键词:公案 智判 发展 　　 　　在元代,公案戏是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现存《魔合罗》、《勘头巾》、《灰阑记》等十余种。公案题材文学进入明代,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拟话本和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上。最有代表性的是“三言”、“二拍”和《百家公案》、《海公案》等。文学的发展总是由简单到繁复,从不完善到丰富完善,公案小说中的智判也遵循这一规律。 　　 　　一、智判描写的发展 　　 　　受文体影响,判案描写由简单到详细。宋代的公案小说主要是文人笔记小说,其中大多数作品不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不必像明代书商和写书人那样考虑读者的好恶,他们的写作有自娱性质。这些小说主要突出事件和案情本身,最终使案情的真相自我显露。对官员判案的描写则往往一笔带过,较为简略。如《夷坚志》中的《郑二杀子》一篇,写南宋武陵农民郑二夫妇去张二家喝喜酒,郑二妻与和尚私通,张二夫妇借此说玩笑话,使郑二夫妇不堪忍受。为陷害张二,郑二竟将自己的儿子折肋致死,以此报案诬陷张二。张二毫不知情,郑二的妻子在守尸痛哭时说出了实情。故事的案中人自我揭示真相,官员没有经过审案、断案的过程,只是最后给出对郑二的判决结果。 　　元杂剧是面向通俗大众的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戏剧样式,为了吸引观众,其判案过程的描写开始变得详细复杂。尤其杂剧《鲁斋郎》,详细描写了包拯惩处恶人的计谋手段。元代公案戏中还出现了判案官员包拯有关判案的心理描写,揭示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如无名氏所撰的《陈州粜米》中的一段唱词:“【倘秀才】我从那及第时三十五六,我如今做官到七十也那八九。岂不闻人到中年万事休,我也曾观唐汉看春秋,是俺为官的上手”。这段曲子把包拯内心的痛苦、无奈而又主持正义,最终豪气战胜了畏难的复杂心理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元杂剧的智判描写更加充实立体。 　　而明代公案短篇小说集是市民通俗文学,这一文体的通俗性、大众性决定了作者必然将其智判过程描写得详细化、曲折化、离奇化,以便吸引读者,促进销售。较宋代公案小说来看,明代公案小说不仅详细描写案件的起因,案发的过程,特别对勘察审案的过程加以详细的描述,如《醒世恒言》中的《勘皮靴》。正如日本学者小野四平所认为：拟话本公案是“以明确的公案(即判案)小说的意识来写成的。”他又说:“宋代的小说,虽说也借助判案事件,但实际上是以苦于宿命意识的当时民众的种种人情为主的叙述来构成的;与此不同,在明代小说中,重点乃是置于借助种种风俗人情来叙述判案乃至判案官的特异形象方面的。”所以智判过程描写的不断繁复是受文体影响下的发展趋势。 　　 　　二、智判方法的发展 　　 　　判案方法、手段由单一到丰富。宋代不管是文人笔记体小说还是少量的话本创作,判案手段的使用都较为单一、简单。大部分作品没有判案、断案手段的出现,使案情自我显露,官员只在最后出现并定罪量刑。只有少量作品使用了简单的调查判案、逻辑判断和直觉判案。如司马光《涑水纪闻》中的《僧暮求寄宿于村民》一文记叙了一个冤案,写西京地区有一个僧人傍晚时候要求投宿村民家,村民不许,僧人宿于门外。夜间盗贼进入村民家,带一妇人及一大包衣服出宅,僧人怕遭连累连夜逃走,不慎落入枯井。第二天主人从枯井中发现了僧人和已被杀死的儿媳,家人将僧人拿到县衙,僧人不堪酷刑而屈打成招。这个案件在既无人证又无物证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僧人和被害女子同在井中就被武断地视为凶手,案件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勘查、审理过程。重点写案件本身的发生、发展过程,目的是反映出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 　　元代则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公案剧中有了对智判方法、手段的描述,判案的方法和手段开始增多。 　　而到了明代,文学性较强的几部书判体公案小说集和拟话本小说集,主要有《百家公案》、《海公案》、《龙图公案》、“三言”、“二拍”等；其中，属于智判的公案作品,不但数量比前代大大增加,而且智判的样式也丰富多彩。主要使用了心理判案,如：《百家公案》第十九回《还蒋钦谷捉王虚》;逻辑推理判案,如：《明镜公案》中的《李府尹遣觇奸妇》;缜密调查判案,如：《百家公案》第三十七回《阿柳打死前妻之子》;及直觉判案,如《百家公案》中的第二十三篇《获学吏开国材狱》等。可以看出,使用了智判方法、手段的作品在宋元明公案文学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智判的方法、智判手段从丰富性上来说也越来越强。 　　 　　三、判案情节的发展 　　 　　判案情节由简单到曲折离奇,有文学色彩。元明公案文学的判案经历了一个情节不断复杂化、曲折化的过程,使之越发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