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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阶段程序性制裁的研究 　　摘 要：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行为对程序正义、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以及其他宪法权利危害巨大，一直是刑事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由于采用公检法相互配合的诉讼模式，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搜查、非法扣押等案件层出不穷。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办案人员自身素质的问题，有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有潜规则的影响，更有制度及配套措施缺失的困扰。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关制裁性制度的缺失。为此，笔者将目光聚焦在侦查阶段程序性制裁制度上，希望通过对该制度的研究，能找到遏制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侦查阶段；程序性制裁；程序性裁判；权利救济；非法证据排除；诉讼行为无效 　　 　　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查获犯罪嫌疑人和搜集犯罪证据故意实施的违反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并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它对程序正义、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以及其他宪法权利危害巨大，一直是刑事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随着近年来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人们对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问题的关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佘祥林案到聂树斌案再到赵作海案，无一不体现出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行为，笔者认为建立完善侦查阶段程序性制裁制度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侦查阶段程序违法的原因 　　侦查人员违反诉讼程序的现象层出不穷，刑讯逼供依旧普遍，律师会见权依然无法正常实现，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个几方面： 　　（一） 诉讼程序的不可操作性。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阶段相关相关诉讼程序的规定残缺不全，对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各种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对侦查机关及其人员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 “六机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也指出：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而在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次数和每次会见的时间极为有限，这无疑是对律师会见权的严重限制和剥夺。然而，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对侦查机关的这种违法行为却无从申诉、控告，因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应向哪些部门提出申请。如此一来，律师的会见权就成为一纸空文。《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44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这种规定具有明显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有学者认为：事实上，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很多制度，如果能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能切实发挥其法律规范的作用，刑事司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而在现有的诉讼制度不可操作、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大规则的外延和范围，那么新的、更加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则固然可以得到确立，却仍然难以摆脱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1］ 　　（二） 诉讼程序的技术化和侦查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受限制。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大量诉讼程序，并没有包含太多的价值含量，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没有实际意义。相反，这种“程序”带有明显的技术性和手续性，尤其是那些涉及剥夺、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性调查行为，既不受司法审查，也缺乏合理、必要的理由、期限、司法救济等方面的程序要件，从而变成公安机关自我授权、自行实施的行为。可以想象，一旦强制措施完全变成侦查机关基于收集犯罪证据方便和需要而自行采取的举动，而实施这种举动的机关又有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那么，与该措施有关的诉讼程序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变成了一种带有技术性的方法、步骤和程式。刑事诉讼程序法也就变成了刑事诉讼手续规定。这种想象是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可以由公安机关自行实施，而不需要经过司法审查。同时诸如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也是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实践中，只要公安机关自认为“有碍侦查”，或者“需要”，那么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实施强制性行为，从而这些诉讼程序就成为了“操作规定”，侦查机关遵守或违反这些“技术性手续”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后果。 　　（三）“重实体轻程序”的奖惩机制［2］。奖惩机制与司法文化不是一个概念。在我国，侦查人员所办理的刑事案件一旦最终被认定属于“错案”，即在实体裁判结果上存在着错误，那么侦查机关就有可能对侦查人员启动“错案追究程序”，侦查人员会受到“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制裁。此外，侦查人员还面临着来自公安机关内部和外部强大的破案压力。当遇有那些社会影响巨大的恶性刑事案件时，侦查人员还会受到来自党政部门的压力。于是实践中“限期破案”、“招标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