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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3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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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审”角重构酌定减轻处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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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审”视角重构酌定减轻处罚制度
——从许霆案、安徽“黄山案”等案反思酌定减轻处罚制度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王思鲁 黄坚明
摘要:《刑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了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程序上规定需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立法上的缺憾,加上根深蒂固的重刑主义司法理念的影响,导致司法实务中适用该制度时困难重重,导致此制度所起作用有限。基于法治原则和辩方的立场,笔者建议引入诉讼的理念,赋予辩护人全面介入的权利,从“第三审”视角,立法重构酌定减轻处罚制度,扩大其适用范围,扩大其启动程序的主体范围,放宽其启动程序的条件,确立开庭审理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复核、核准程序的原则,从根本上完善该制度。
黄坚明律师:
关键词:酌定减轻处罚 法定刑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三审
作者简介:
王思鲁: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主任、管理委员会主席、金牙大状律师网首席律师、中国著名刑辩律师、中国首届百强律师、政府/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专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专家库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点睛学堂授课讲师。
(图:王思鲁律师)
黄坚明: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重大诉讼仲裁部核心律师、金牙大状律师网核心成员。
(图:黄坚明律师)
《刑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是《刑法》关于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法条规定。刑法理论上有酌定减轻、特别减轻等称谓,为表述方便,本文将《刑法》第63条第二款所表述的“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制度,统一表述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许霆酌定减轻处罚一案。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安徽民警方某、王某酌定减轻处罚一案(下称:黄山案),笔者是该案的辩护律师。被媒体称之为“英国许霆案”的“汉普郡提款”事件,却无关刑责,作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还表示,因为错在自己,顾客无责,所以不追回款项。在黄山案中,被媒体冠以中国刑事诉讼“专家证人出庭第一人”的刘良教授,认定涉案死者熊某本质上是自然疾病死亡。基于此,笔者认为,严格依照法律和证据,法院理应对黄山案作出无罪判决,而非对该案进行酌定减轻处罚。针对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在立法上、司法实务中存在种种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制度进行深入研究,重构该制度。
一、现行酌定减轻处罚制度是制度“失范”的产物
现行酌定减轻处罚制度,是法院系统内部单方的审批程序,缺乏辩方的深度介入,立法上也存在众多缺憾之处,实际运行中更是困难重重,明显是制度“失范”的产物。具体分析如下:
(一)现行酌定减轻处罚制度是缺乏辩方介入的法院系统内部审批程序
笔者是黄山案第一被告人方某的辩护人,因案件涉及适用酌定减轻处罚程序,在承办该案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难题。具体论述如下:
2013年7月5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黄山案作出二审判决。该判决书中载明:“本判决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生效。”显然,尽管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二审判决,但该判决尚未生效,需经后续的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程序。至此,我们遇到的难题包括:律师能否介入后续的上级法院复核程序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程序?律师以什么身份介入后续程序,辩护人,还是其他身份?核准期间,辩护人能否会见方某、王某?辩护人能否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法律文书?出具的法律文书是辩护
在司法实务上,审判机关把酌定减轻处罚制度认定为法院系统内部的行政审批程序,而非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可以介入的诉讼程序。显然,现行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存在重大立法漏洞,制度严重失范,导致辩护人在办理此类案件时,面临种种难题。
(二)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立法上的缺憾
减轻处罚有两种情况:一是具有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时予以减轻处罚;二是虽然不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需要减轻处罚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减轻处罚(《刑法》第63条第二款)① HYPERLINK /previewAttachment/attachpreview/aps_key_2946341075_4bf2f235c6a67b2bc0fac6e7c456c4a6.html \l sdfootnote1sym#sdfootnote1sym \t _blank 。
与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相关的现行法律规定主要包括:一是《刑法》第63条第二款的规定;二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关于“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和特殊假释的核准”的相关规定,如第336条、第337条、第338条的规定;三是最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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