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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的研究到仪式的研究 　　［摘要］既往的审美尺度研究，较多地将其局限于审美与艺术活动本身做架空推论，而与现实审美情境相去甚远。有鉴于此，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艺术和仪式活动勾连起来，考察审美尺度如何与仪式共生、如何因仪式活动而强化或复杂化。 　　［关键词］ 艺术人类学；审美尺度；仪式 　　［中图分类号］ 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1-6639(2007)03-0005 　　 　　“尺度”，在前苏联学者A?A?别利亚耶夫等人所编纂的《美学辞典》中，认为它既可指艺术品在形象制作方面的规范或传统，也可指人内在的评判标准［1］。而当代学者曹俊峰先生曾在他的《论“尺度”是美的规律的核心》 一文中，简要探讨了“尺度”一词在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上的演变轨迹，并作以下概括：第一，尺度是一个在美学史上普遍使用的基本范畴，它一直被当作美之所以为美的主要条件。第二，尺度这个概念，历史上虽然也在伦理、教育、宗教、法律等意义上使用过，但其最基本的意义却是指自然和社会的各种事物的外在形式和结构关系。每当有人试图把尺度运用于超感性的存在，如精神、心灵、理念、内在本质之类，或在这种意义上来解释它的时候，就引起困惑和混乱。第三，尺度概念在历史上比较一贯的具体含义是适中、“合式”、避免极端。因此，它与和谐、平衡、对称等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认为，和谐、对称等等只是尺度的从属概念或变态形式［2］。 　　总结曹俊峰先生对尺度的评说，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审美尺度的研究较多地将其局限于审美与艺术活动本身做抽象思辩，而较少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考察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与变迁。而国内学者对审美尺度的研究，也常常是纠缠在尺度究竟属物还是属人，抑或既属物又属人这类说法上，并没对审美尺度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的复杂性做深层考量。其实，这一系列问题颇有点类似于美在主观还是美在客观的历史性难题，似乎永远都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既已如此，对于审美尺度的研究该如何寻求新的求解路径？ 　　美国人类学家艾伦?P?梅里亚姆曾经在他的《人类学与艺术》中指出：“从某种人类学观点来看，艺术研究的未来，取决于艺术不被看成是作为对个别的社会文化行为或体制的简单反应的文化的孤立片段，而是被看作其本身即是进行中的(ongoing)社会文化子系统(social and cultural subsystems)的程度。在社会文化范围内，艺术不是被动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形成行为规整行为和引发行为的动作系统(action systems)，也是高度有效地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s)，是知识、价值和表现多方面人类特性的极为丰富的宝库。”［3］人类学家格尔兹则主张：“关于艺术的讨论不应仅限于技术层面或仅与技术有关的精神层面上，它更多的应该放置到其他人类意图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戮力维持的经验模式这一大背景中。”［4］ 　　梅里亚姆和格尔兹的论断启发我们，对于艺术和审美尺度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本身，而应将它们和人类其它文化事件联系起来。而仪式作为一种颇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方式，似乎从一开始便与艺术和审美有着无法斩断的联系。朱狄先生就曾认为：“从发生学上来考察，艺术的产生和祭礼仪式有一种共生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开始了它选择某种超出信仰目的的审美倾向。”［5］ 　　事实上，从仪式出发来探讨艺术的起源和本质并不是什么创新之举。早在20世纪初，受弗雷泽影响而形成的“剑桥学派”，就曾从仪式角度探究古希腊文化的起源。其中的赫丽生（Jane Ellen Harrison,又译哈里森）就曾在她的《古代的艺术与仪式》(1913)中指出［6］，希腊文“戏剧”(drama)和“仪式”(dromenon)两个词之间的相似性绝非出于偶然：“这两个分家了的产物本出一源；去掉一个，另一个便无法了解。一开始，人们去教堂和上剧院是出于同一个动力。”［7］这种情形，在古希腊盛大的新春庆典期间所举行的狄奥尼索斯（即酒神）仪式演出中表现得格外分明。当时的雅典市民整日陶醉在剧场中观看表演，这既是一种敬神行为，也是一种社会义务。看戏的费用由政府出，这和现代观众在晚饭后步入剧院去寻求消遣大不一样。赫丽生又借助弗雷泽《金枝》所提供的丰富材料，从古希腊的宗教演出上溯到埃及的奥息里斯神祭仪和巴比伦、巴勒斯坦的塔穆斯神祭仪，并比照了黑柯尔印第安人的太阳崇拜仪式。在此基础上她推论说，古代的艺术和仪式相辅相成，源出于同一种人性冲动，那就是通过模仿行为来表达主体情感意愿的强烈要求――让死的自然能够复活。尽管赫丽生所涉及的材料主要是戏剧艺术的起源，因而所得结论有以偏盖全的嫌疑，但她将艺术与仪式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做法，却对后人有很大启发。事实上艺术和仪式之间不仅有心理动因的相同，更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