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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之真精神的探讨 　　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学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2013年11月9日，由上海文庙管理处、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市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会联合举办了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儒学研究者围绕“儒学之真精神及其现代转化”这一主题就以下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现在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和延续，传统存在于现实之中。应该在传统与现实的结合上来把握儒学的“真精神”。朱贻庭教授认为，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市场关系已无孔不入，人们的价值取向正被经济理性主义所左右，追求物质财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甚至唯一的目标。鉴于目前这一严峻的价值观挑战，亟须调整人与物的价值关系，树立一种“超越功利”的价值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传统儒学的一大亮点，也是儒学“真精神”之所在。反观传统儒学，孔子“见利思义”的“成人”说，孟子的“舍生而取义”和“大丈夫”精神，荀子提出的“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都显示了对功利的超越精神。超越功利，不是不要功利，而是要主宰和驾驭功利，不为物质功利所役。冯友兰提出的人生“四境界”说，由“功利境界”进入“天地境界”，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回答儒学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反映了儒学之“真精神”。朱义禄教授认为“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正体现了儒学的这种精神。他说，苏东坡提出“文如其人”这一命题，指的就是文品与人品的统一，它概括了文人学士的高尚“人格”。今天出现的一些“犬儒主义”者，或有些许“文品”，但“人品”为世人所不齿。要达到人品与文品的统一，其关键在于要有儒家所主张的超越精神。 　　杨泽波教授认为孔子或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见仁见智，但其方向一致。他以孔子的思想渊源为据，认为孔子继承了周公“敬德保民”的治国之道，创立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怎样治国才是儒家思想的根本，而不是怎样做人。但为了以德治国、平治天下，又提出了“心性之学”――“仁”的道德思想。认为平治天下和心性之学的统一，是儒学真精神之所在。据此，杨教授将儒学的真精神概括为“道德理想主义”。 　　夏乃儒教授也从“治平”和“心性”两个方面概括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关于儒学的真精神，钱穆提出了两点：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这两者构成了儒学的生命。心性之学，新儒家研究得比较多，但仅以此作为儒学的真精神有失偏颇。崔大华也认为仅以心性之学作为儒学核心价值有褊狭，因为缺少了超越层面、社会的层面。讲儒学的真精神还应有第二方面，即经世致用、治平之学、实践之学。仁和道是儒学的核心价值系统，经世致用、治平之学、实践之学是支撑点。其中，实践之学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儒学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其实用性，与儒家提倡的经世致用密切相关。 　　施炎平教授认为，儒学真精神有两个层面。一是《周易》提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观念，人事就是“人道”、“人文”。儒家认为“人文”来自于圣人对自然天地的认识、理解与把握，包括“仁爱”、“中庸”、“诚信”等。它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文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二是经世致用。它虽由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所概括，但反映了儒学的真精神。它把为政、为人、为学统一起来，把政治与道德统一起来，形成了儒家为政之道的真精神。施教授认为，这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 　　付长珍教授认为，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传统能延续两千多年，必有其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个基因就是儒学之魂，也就是儒学精神。可以把儒学精神概括为建立秩序，秩序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生活秩序，一是心性秩序。儒家强调既治国，也治心，通过治心达到致仕和治国的目的。目前的市场经济时代在这两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弘扬儒学对现实的两个方面秩序的重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从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来论述儒学的真精神。陈卫平教授从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角度来谈儒学真精神，他指出，儒学之所以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儒学提倡的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表现了儒学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它有三个层面：仁――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从孔子提出后，发展成为仁政、王道；义、礼――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礼就是行为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义就是社会上通行的为人处事的规则；智、信――个人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