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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称数法的研究综述 　　称数法是汉语史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语言，在称数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形式和方式。王力曾指出“中国人的称数法，乃中国语法的一个主要部分”。所以，“弄清汉语称数法在各个时期的面貌及其发展演变，不仅有助于汉语史本身的研究，同时对中西方语言的比较研究，对丰富现代语言学理论都将具有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下面我们就前人对古代汉语称数法的研究做一个综述。 　　 　　一、对称数法概念及内涵的认识 　　 　　现代意义的称数法研究理论可追溯至布龙菲尔德的“替代法”。他认为一种语言的语法形式可以归纳成句型、结构和替代三大类，替代类型在世界各地的语言里是异常广泛和一致的，尤其表示计数和识别关系的替代类型则显得更加一致。王力受其影响，在《中国现代语法》（1944）中首次使用“称数法”的概念研究汉语，指出称数法和替代法有一定的联系，将两者合为一章进行论述。但王力在书中并未提及“称数法”的定义，直到1946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纲要》中才指出：“称数法就是关乎数目的称呼方法。” 这个定义有一定的局限，遭到很多批评。后来王力在《汉语史稿》（1958）中未提“称数法”，只在“数词的发展”一节论述了相关的内容。1983年的《汉语语法史》把“称数法”和“单位词”分开讲，仍未提“称数法”的定义问题，只是更看重“称数法”自身的系统与发展。 　　其实在王力提出“称数法”之前，我国语言学界的先辈们就已经论及称数的有关问题。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1898）中对“滋静”的分类（分为数目、序数、约数三类）就相当于后来语法书所说的基数词、序数词和分数词，初步建立起称数法研究的框架。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分别在“数量形容词”和“数量副词”两节讨论了称数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注重数量词功能和意义的关系，很有启发性。 后来杨伯峻的《中国文法语文通释》（1935）也将有关称数的内容放在“数量形容词”和“数量副词”名下讨论，只是分类更加细化。1942年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汉语的八大表达范畴，首列“数量范畴”，虽未用“称数法”的名称，但已涉及其实质内容并从范畴论的角度提高了“称数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地位。 　　1954年，周法高以“古代的称数”为题对上古和中古汉语的称数法作了较为全面的泛时探讨。该书不拘于“称数法”、“数词”、“量词”等概念以及它们与“形容词”、“代词”、“副词”等名称上的纠缠，而是以大量的语言材料为依据，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与称数相关的各个方面，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古汉语的称数系统。自此，“称数法”正式运用到古汉语语法研究的领域。 　　 　　二、古代汉语称数法的研究现状 　　 　　古汉语的称数法在上古时期已经得到较为完备的发展，基数（一、二、五、百、千、万）与序数（第一、伯、仲、叔、季）、整数与零数（庄公“十有一年”）、分数（什一、半）与倍数（六六三十六）、定数（二十，三千）与概数（数百，二三）以及问数（几，几所）都形成了各自的表达方式，其中许多一直流传到后世，有些甚至沿用到现代，王力、向熹、周法高等人的论著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虽然诸家论述各有侧重，但观点大致相同。目前语言学界对上古时期语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骨文、金文方面，如郭沫若对卜辞的干支、数字的研究，饶宗臣对殷人数观念的探讨，管燮初关于甲骨文、金文数字的研究，陈梦家对卜辞数词、单位词的研究，沈培关于卜辞语序的专论，马国权的两周铭文数量词研究等。专书称数法研究成果也不少，如张林林的《〈尚书〉中数词的特殊用法》（1984），黄高宪《〈诗经〉数量词的用法及特点》（1982），何乐士《〈左传〉的数量词》（1989），日本牛岛德次《〈史记〉和〈汉书〉中的数词》（1955），刘利《〈国语〉的称数法》（1994）等。 　　中古时期的称数法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王力、潘允中、向熹、柳士镇、太田辰夫等人的著作中都设有专门章节对数词进行讨论。向熹着重谈了约数和不定数的表示法的发展。柳士镇谈到表示序数的前缀“第”字完成虚化的过程，概数、问数、基数在表达上出现的一些新形式。潘允中认为虚数后面直接接上名词，如“第一人”“第二名”之类的用法起源于汉魏六朝。除此之外，骆晓平《“大数冠小数”约数表示方法源流略考》(1996)系统地讨论了“大数冠小数”表约数的方法，列举了“大数冠小数”表约数法的十几种格式以及AB(A代表大数,B代表小数。如:五三)、AXBX(如:三年二年)、AABB(如:三三两两)、XAXB(如:五申三令)四种组合方式，认为“大数冠小数”的约数表示法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更为发达的“小数冠小数”约数表示法的一种陪衬，六朝时期是“大数冠小数”表约数较为多见的一个时期。南京大学张延成的博士论文《中古汉语称数法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