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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代词的研究综述 　　[摘要] 古代汉语代词数量多、系统复杂,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古代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识。本文站在历史语言学角度,对我国古代汉语代词研究状况,特别是1898年后百余年来对古代汉语代词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古代汉语 代词 综述 　　 　　作为一类特殊实词,代词是任何语言都不可或缺的成分,而古代汉语代词数量多,系统复杂,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带动对古代汉语词类、短语结构、句子类型等多方面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都大有裨益。我国古代的语言学者很注意对语法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其中也不乏对代词的看法。譬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吾,我自称也。”再譬如《尔雅》:“?、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当然,这些见解都是零散的。 　　语法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近代的事情。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面世,创建了语法体系。《马氏文通》设专章对汉语代词进行研讨,从此以后,汉语语法学界从未中断过对它的探讨,许多有影响的语法学家、语言工作者都对古代汉语代词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1.《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898以下简称《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书 　　《文通》把“字”(相当于现代的“词”)分为虚字和实字两大类,代字为实字之一类。 　　《文通》首先用“代字”一章概述了代词(字)的总体特点,并将其分为“四宗”――曰指名代字,曰接读代字,曰询问代字,曰指示代字。然后,马氏对这四类代词(字)进行了深入探讨。 　　马氏认为“指名代字”可分为“用以指所语者”和“前文者”两类,“所语者”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称代词”,而“用以指前文者”则相当于“他称代词”的“之”和“其”;马氏的“接读代字”一章专门探讨句首的“其”字,还有“所”字和“者”字这两个特殊代词,“询问代字”一章所探讨的内容则相当于今天的疑问代词;在“指示代字”一章,马氏把“指示代字”分为了“逐指者”、“特指者”、“约指者”、“互指者”四类。 　　《文通》第一次用语法学的方法对古汉语代词的语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每一个代词的用法都讨论得很精细,其中所揭示的一些具体规律,至今仍然在古汉语语法中采用,特别是对代词的再分类问题,从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都是沿着《马氏文通》的路子走下去的。 　　2.章士钊、杨树达等对《文通》的修正 　　在《文通》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一批仿效它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其中较为有特色的是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 　　章士钊(1881～1973),他的《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1907)是作者在日本为留日学生讲授古文而作。他把词分为九类,其中的“代名词”是专门探讨代词的。他在词的次类中把代名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三小类,排除了《文通》的“接读代字”。 　　陈承泽(1885～1922),对语言文字有深入研究,他的《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是一部长于理论思索、善于从根本上发现问题的少而精的语法书。在这本书里,他最先对代词(字)是词类中的一类提出了质疑。他说:“代字本为名字之一种,外国文之所以独立为一类而研究之者,以其有‘格’case之变化,又有关系代字等,须加特别说明者耳,今吾国既无关系代字,而如‘格’之变化等形式上之特征,又为我国文之所无,似不如存其名目,而作为名字之一细类,眉目较为清朗。代字在解剖国文时,虽亦重要,而在字论上,似可无须独立为一类也。”陈氏观点新颖,但应者甚少。 　　杨树达(1885～1956),1905年留学日本,他的《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吸收了章士钊、陈承泽等人语法书中的观点,建立了以词法为中心的独特的语法体系。在对代词的研究上,大体上采用了马建忠的分法,把代词一分为四,主要差别在个别词的认识上。如《文通》中的“咸”、“皆”归为代词,而该书归入副词。 　　另外,杨树达《述古书中之代名词》(1922)、容庚《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1929)等论文也相继面世。 　　二、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是中国语法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对古汉语代词研究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是王力和周法高先生。此时,汉语语法学再次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人们对代词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很大的进步。 　　40年代的王力和吕叔湘、高名凯在代词的归属问题上都有着不同于马建忠的认识,他们均认为代词(字)不是虚词。王力先生认为代词“本身并不表示某一类的实物、实情或实事,然而在基本情形之下,它们却能代替名词、形容词或动词的用途”,因而是“半虚词”。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是我国第一本汉语史专著,是王力先生依照高教部审订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