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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 文章以2007―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与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进行分组、对比，发现其业务复杂性、企业变化性、上市时间、资金投入可能性和获利能力等企业自身内部特征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考虑行业和年度变量的情况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内部特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文章的贡献在于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从内部控制缺陷中分离出来研究，且把企业内部特征划分为五类，并考虑事务所特征、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等企业外部特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验证基于不同层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治理的作用，扩展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特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 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 业务复杂性； 机构投资者 　　中图分类号：F27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5-0086-09 　　一、引言 　　从安然、世通事件到“德国最愚蠢的银行”；从中航油事件到长虹事件，无论是以破产告终，还是承担巨额亏损，究其根本原因，都是企业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或是制度性的内部控制设计存在纰漏，亦或相关的控制环境等因素使具体的控制活动在执行中偏离了原本设计完善的内部控制。现实中内部控制失败案例给投资者及企业各阶层带来的损失，使人们意识到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进而我国和美国均将内部控制纳入了强制性披露的范围之内。鉴于信息披露的相对滞后性，从企业自身特征出发，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动因进行研究，更有利于外界投资者合理决策。 　　国外学者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影响因素从企业交易账户层次（Ge、McVay，2005）、公司特征层面（Bryan，2005；Doyle，2007）、公司特殊时期（Leone，2007）、企业控制环境（Christopher S. Armstrong等，2011）、外部审计主体特征（Ashbaugh-Skaife等，2007）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论。由于2002年美国萨班斯法案的颁布，国外对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以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为重点，在年报中有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披露，加之美国有较为健全的证券监管市场，所以其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可以和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划等号，从而对于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就起到了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的作用。 　　由于2010年以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属于年报中的自愿性披露范畴，无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标准，我国学者仅对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企业的相关公司特征进行描述。由于内部控制信息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内容（李明辉等，2003；杨有红、陈凌云，2009），并以说“好话”为主（张立民等，2003），因此，不会涉及内部控制缺陷的实质性披露。《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三大指引颁布后，我国学者也对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从公司总体特征（蔡丛光，2010）、公司治理（刘亚莉等，2011）、外部监管（贾宗武、夏勇，2011；田高良等，2010）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我国法规没有给予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明确的界定，仅在《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中明确了可能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迹象；另外，由于内部控制有关的数据获取的难度比较大，之前学者大部分以一个会计年度为研究期间，研究期间较短、样本量不够大，同时学者主要是针对内部控制缺陷来研究，并没有划分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所以，本文以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迹象① （受到证监会或交易所处罚、存在报表重述和由于持续性经营问题财务报表被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替代变量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丰富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为内部控制建设提供建议。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 　　（一）企业业务复杂性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认为业务越复杂越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间存在相关性：如Ge和McVay（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具有衍生金融工具和所得税费用相关较为复杂的业务处理的研究对象更容易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分别以实证方法验证了公司外币交易及经营分部数量均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我国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蔡丛光（2010）验证得出企业分部数量与内部控制缺陷间正相关，齐保垒、田高良（2012）以公司涉及行业及是否具有对外贸易作为替代变量研究，证明了业务复杂与内部控制缺陷间呈正相关性。而孙慧慧（2012）的研究结果则显示，企业分部数量与组织架构缺陷负相关。从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较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