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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基础软件产业化的思考 　　基础软件是软件和信息服务行业发展的基石，它引导面向对象的应用和服务成为现实，更是网络时代软件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构成的重要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讲，基础软件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软件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水平，是高端软件产业发展的核心。 　　我国在基础软件领域起步较晚，长期以来，大部分市场被国外产品所占据，国内基础软件厂商面临着被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当前，在我国建设创新型信息技术产业的有利形势下，国产基础软件厂商应如何把握机遇，将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拥有自主产权的产品？如何提供相应技术支持与维护服务，推动国产基础软件产业化？ 　　基础软件产业化瓶颈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业的蓬勃兴起带动系统软件产业迅猛发展。微软英特尔联盟很好地适应了“一台机器，一颗CPU，一套软件”的垂直型产业发展模式，迅速发展壮大。微软通过“与硬件捆绑”，实现了每台PC都装有Windows系统的梦想。 　　近年来，苹果公司借助软件服务网络化的趋势成功地推出了APP Store的运营模式，其核心是将苹果的iOS系统化整为零，嵌入到iMac、iPod touch、iPhone和iPad中，配以新颖的运营方式，使互联网成为软件开发、部署与运行的平台。此举打破了原有产业发展格局，也使苹果的业务实现了爆炸性增长。 　　我国基础软件产业化离不开两条路径：一是军用，即应国防所需提供可靠、安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这需要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水平，强调专业化以适应现代战争中愈加复杂的情况和问题；二是民用，体现出大规模工业化发展背景，这条路一直是国产基础软件厂商的软肋，在这一市场，我国基础软件企业长期面临着Wintel格局和开源软件两头挤压。 　　国产基础软件要实现产业化突破，首先在观念上要改变。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提出：中国曾有非常先进的四大发明，但是为什么牛顿式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中国学术界讨论了半个世纪没有结果的“李约瑟问题”。 　　其实，“李约瑟问题”的本质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从概念上来讲，这本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但人们往往误认为拥有“科学技术”就拥有“生产力”。我们经常以我们有四大发明而“骄傲”，却很少有人为它为什么没有化为生产力而“反思”。 　　面对火药发明的科技成果，我们用它来做节日庆典的“礼炮”，外国人则用它来做侵略的“枪炮”，获取财富；面对指南针发明的科技成果，我们用它来“看风水”，外国人却用它来做航海工具，开拓新航线，发展海外贸易。显然，我们检验科技成果是否有用的标准与国外不同，并没有将生产力作为其衡量标准。 　　为什么中国缺乏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因为缺少一套规范框架下可度量的科学技术体系，这也是过去人们常讲的“发展软件，三分靠技术”的原因所在。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即便有互联网、云计算这样的产业浪潮，人们同样可能与机遇失之交臂。 　　只有从产品、知识、营销体系全面推进，建设以科技成果转化为衡量标准的创新体系，才能发挥制度创新的力量，推动公司各业务单元成为产业化的主力军。 　　产业化创新体系的构成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出发点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简单地说就是建设效益高、成本低，这也是我们做基础软件研发和产业化的初衷。那么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分水岭是什么？是对知识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策划和精确度量。 　　软件和信息服务是智力密集型产业，随着技术的升级、管理的进步和市场的成熟，产业化的成功不再是单靠哪一种因素就能达成，是需要融合科技成果、生产力和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集成创新。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A. D. Hall）于1969年提出了研究系统工程的“霍尔结构”，借助该理论中的“三轴法”，中标软件提出了以“知识（业务需求）、产品（科技成果）和营销（生产力）”为核心要素的基础软件产业化创新体系。知识、产品和营销分别代表基础软件产业化的三个维度。 　　三个维度互动，形成推动产业化的良性循环。产品（科技成果）和营销（生产力）结合，形成以生产力度量为指标提升产品研发和服务解决方案，解决从产品到市场收益的问题；产品（科技成果）和知识（业务需求）结合，形成业务需求指导下的技术和产品推广思路，使战略目标更为清晰；知识（业务需求）与营销（生产力）结合，改进总体架构设计，推动业务发展模式变革。 　　产业化创新体系建设要从“哲学层面”走向“操作层面”，从“总体规划”走向“WBS（项目管理中的工作分解结构）实施”。要将技术和产品变成产业化成果，必须审时度势，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解决产业化问题的切入点。具体到工作层面，不论规划、执行还是项目管理，各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即要抓住可执行、可考核的东西。建立一套满足“工作推进、合作共赢、市场开拓、资本运作”需要的工作推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