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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犯罪的研究 　　摘要：法人能否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过去在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存在争论，这一争论反映到立法领域，亦产生了法律究竟始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对法人犯罪进行规制，我国刑法在规制法人犯罪的立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现行刑法中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作全面的把握，并帮助我们对刑法相关内容的完善作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单位犯罪；立法沿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单位犯罪，在我国刑法学词典中，是一个较晚出现的词语，推其原因，大致缘于下述三个方面：其一，从社会政治经济层面考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在名为全民实为国家所有的单一经济体制下，并不存在单位犯罪的客观环境，更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促使单位犯罪的原动力一法人的集团利益追求，在缺乏犯罪土壤的大环境下，难以生成单位犯罪。其二，从立法层面考察，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自建国时起主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曾经走过了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刑事诉讼活动中主要所依据的仅是几个应急而立的单行刑事法律，更多的是通过刑事政策进行指导，直到1979年，才制定出了首部刑法典。该法典是一部以自然人主义为中心的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基本要求的刑事法律。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需求，加之三十年的立法空白，立法者不可能，也无暇顾及单位犯罪问题，因此在这一阶段出台的刑事法律中，难觅单位犯罪的踪迹。其三，从理论认识层面考察，当时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犯罪只能是人的有意识和有意志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只是有生命的人才能实施，而且，从刑罚目的来看，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为了通过惩罚对其加以改造，防止再犯，如果适用刑罚的对象不是自然人，就谈不上对犯罪者的主观恶性进行教育改造，无从达到适用刑罚的目的，此外，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就有可能使那些利用法人名义实施犯罪活动的真正的犯罪分子逃脱应得的惩罚，并且还可能使那些在法人组织中与犯罪无关的人受到犯罪的牵连。这一认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迄几近整个八十年代，在中国刑法理论界被奉为通说，并形成教科书上的范文，而享有最高的话语权，在这样一种全面否定论的影响力下，对单位犯罪的研究难以形成气候。 　　1978年后，中国政治气候转暖，国家开始步入法治轨道，在经济领域，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受到高度重视，过去几十年中严重束缚生产力的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摈弃，市场经济体制在渐进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并逐步完善，私有经济一改过去另类身份，而获致宪法的明文保护，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迅速发展而成长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社会关系大量产生，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转变，思想领域空前活跃，总的来看，中国社会显现出一股蓬勃的朝气与活力。与此同时，伴随着发展的不平衡，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和矛盾开始产生、显现乃至凸现，这其中，便包括了法人犯罪问题的凸现。严格的讲，法人犯罪在我国并非发端于改革开放年代，早在建国初期，一些不法工商业主在商品生产、销售中掺杂使假，偷税漏税，假冒商标的行为便有所发生，只不过这在当时并未形成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现象，并且随后很快就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及一系列运动中因失去生存的环境而消失。而到了八十年代，如前所述法人犯罪问题产生并逐渐显现出其严重性，在有的地区，有的行业尤显突出，仅以走私为例，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全国海关查获走私案值共二十一亿六千余万元，其中法人走私数即达十三亿三千九百余万元，占所查获案值的61.8％。事情的严重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着手对法人犯罪问题进行研究，有关部门也开始从政策上和法律上就规制法人犯罪问题展开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与立法技术上的准备，在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单行刑事法律追究法人在具体犯罪中的刑事责任的基础上，最终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修订后的新刑法确立了法人在我国刑法中的主体身份。 　　对单位犯罪通过刑事立法加以规制，确立单位的刑事责任，在我国最早始于何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见解： 　　 　　(一)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1982年8月13日起草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草案)》和《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草案)》是最早明确规定单位刑事责任的文件。 　　 　　这两个文件均涉及到单位犯罪问题，其中《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草案)》第9条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或者给予个人回扣的，或者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除没收贿赂财物外，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