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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运河水次仓的研究 　　摘要：天津是一座依靠运河与海运而兴起的城市，从寨到镇、卫、府的行政建制，充分说明了漕运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天津水次仓作为明代存储河运与海运漕粮的重要基地，每年存储税粮达数十万到上百万石，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历史演变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天津仓的设置沿革、管理运作、功能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力图揭示明代漕运仓储的历史变化。 　　关键词：天津；水次仓；漕运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6-51（5） 　　1前言 　　漕运是中国历代专制国家之命脉，对于封建政权的建立与稳固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储存税粮的漕仓，从秦代的敖仓到明清的水次仓，中国的仓储制度经历了起步、发展、完善、成熟的历史演变，逐渐形成了结构完善、奖惩有法、运作有序的整套管理体系与行政建置。作为中国古代仓储制度重要的一环，明代水次仓对于国家政权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其变迁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盛与衰亡。 　　2天津水次仓的设置与沿革 　　天津最早兴起之地是元代位于潞、卫二河交汇之处的直沽，当时元政府为加强南粮北运，陆续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人工运道，促进了国家漕运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规划与维护，致使河道岸狭水浅，船只负重难行，因此终元一代，海运一直在国家粮食运输中占主导地位。元延佑三年（1316年）为加强漕粮的运输与储藏，封建政府在直沽置海津镇，除管理海运米仓、百万仓、广通仓等大型水次仓外，并设直沽盐运使司，专门掌控海盐的生产与销售。国家粮运与盐政等管理机构的设立使天津从一个海滨村落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经济影响与辐射力的区域中心，从而为明清天津的繁荣与昌盛打下了基础。 　　明朝建立后，定都南京，“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1]，因此漕粮运输并不需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欲迁都北京，随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北方大量政治、军事机构的设立对漕粮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永乐元年（1403年）明政府令“江南民粮悉运太仓州，于平江刘家港用海船绕出登莱大洋以达直沽，岁六十万一千二百余石”[2]，这些粮食主要通过天津转运到蓟州与辽东等边防要地，用作抵抗蒙元残余势力的物资供给。第二年又因天津“地居河海之衡，北拱神京，南则咽喉漕运，极为重要”[3]，所以特设三卫官军以资防守，其军人除了巩卫城池外，更大的目的是保护粮仓。置卫当年漕运总兵官陈瑄，即“统领官兵海运，又以海运粮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装运至通州等处交卸，水路搁浅，迟误海船回还，令于小直沽收粮二十四万四千石，转运北京”[4]，可见当时天津仓储存粮数量已经比较可观。但由于天津地处海滨，且处九河下游，所以空气湿润，仓储多为露囤，漕粮不能久置，受地理条件限制比较大。据《春明梦余录》载，乐初天津仓的作用是这样的，“期初则建仓厫黄、卫之湄，受淮仓米转之直沽，直沽又海舟所停泊处也。其年（永乐二年）即直沽设天津卫置仓，三年增置露囤千四百所，于是淮仓自卫河，太仓自海，咸输天津仓，而山东输德州仓。天津、德州二仓所受，又总输之通州，由通州输之北京[5]，在大运河尚未贯通前，天津仓作为江南漕粮与京通二处河、海运输中转站的作用非常明显。而这时的天津卫也主要作为仓储基地与军事重镇，经济与商业发展一般都服务于运军与卫所官兵，由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所产生，与市场的联系不大。 　　永乐四年（1406年）始，平江伯陈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借兵万人戍守”[6]。永乐九年（1411年）会通河疏浚后，南北大运河再次畅通，漕运输送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迨会通河成，始设仓于徐州、淮安、德州，而临清因洪武之旧，并天津仓凡五，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7]，天津仓从而成为运河沿线重要的国家仓储，其地位较永乐初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将江南及江北有漕省份税粮由军民联合运输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等水次仓的做法称之为支运法，属明代漕运的初始阶段，尚没有形成专业的运军制度。永乐十三（1415年）明政府彻底废除海运与陆运，“惟存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粮三十万，十二输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输蓟州而已”[8]，当时属遮洋总的天津三卫每年运粮上万石，其中正卫运粮四千四百五十石，左卫运粮三千一十三石，右卫运粮三千一百一十石。 　　永乐十九年（1421年）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随着官员、军队、商人、居民的大量迁入，“军国之需，皆仰给江南”[9]。到宣德七年（1472年）汇集到天津的漕粮竟然达到670多万石，短期内难以运达通州与北京二地，只好于天津三卫之地另置仓储，其名称分别为“天津卫曰大运仓，凡六厫；左卫曰大盈仓，凡九厫；右卫曰广备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