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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兵进藏纪实 话题：休闲阅读 母亲的 一帆风顺 决心书 女兵 部队 1950年的中国大地上，城市的上空回荡着嘹亮的军歌，激越的革命乐曲点燃了无数青年火热的心。参军去抗美援朝是当时城市青年迫不及待的愿望。但批准入朝的名额毕竟有限。那些被革命的号角吹得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另一块神秘的土地——西藏。解放西藏，和解放内地任何地方都不一样。部队进去后要留下来长期建藏，巩固边疆，需要一批从事医疗、文艺、通信、后勤等工作的女兵，征召女兵成为当务之急。在成都、重庆、西安、北京等地，“我要进藏”的呼声与“我要入朝”的呼声同样踊跃。征兵点上，青年女学生人潮涌动，姑娘们迫切参军的心情，演绎了五花八门的入伍形式。我要当兵，我要进藏7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寻访了一个叫徐奎的进藏老兵。朝阳安贞医院生活区一幢楼里，按了徐奎家的门铃后，眼前的一幕让我有些意外。小小的客厅里，一位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她的表情平静如水，目光迟缓地打量着我。从里屋出来一位老大爷，他朝我笑了笑，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我坐下。我这才明白过来，自己进门后忘记和老人打招呼了。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就是徐奎。她是我三个月来寻访的第62位进藏女兵。老大爷叫郭季宣，是徐奎的丈夫，当年一起来西藏的老战士。他过来将轮椅上的徐奎转过正面朝我，自己坐在她身边的一张凳子上。徐奎盯着我缓缓地说：“他是我的老伴，当年我们一起进藏的，我得病后脑子有些不好使了，过去的事好多记不得了，我们俩一起说吧。”徐奎老人说完这段话后，吃力地想抬一下自己的胳膊。1951年春天的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响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在那激情澎湃的岁月里，北京的青年学生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报名参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即将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徐奎和郭季宣，都报名申请参加抗美援朝手术队，要求去朝鲜。当时，要求报名上前线的人很多。18岁的徐奎热切期盼着党组织的通知。两个月后，她终于等到了消息。但上面没有批准她去朝鲜战场，而是让她去参加解放西藏的任务。“没能去成朝鲜，但能进军西藏，真是一件意外之喜。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脑子里被革命两个字占得满满的，对人民解放军充满了崇敬和向往。我们常常为没能亲自扛枪打仗而感到遗憾。我们是学医的，上前线肯定能派上用场，当被通知参军进藏时，激动得一夜睡不着觉。西藏是祖国大陆最后一块没解放的土地，能赶上这一趟末班车，算是我们的幸运。”徐奎老人说。1951年4月3日晚上，对于徐奎和郭季宣来说，是终身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两人和其他被批准进藏的17名青年男女学生，来到灯火辉煌的北京饭店，接受中央统战部的宴会邀请。这些从事医务工作的热血青年，将以中央医疗队的名义加入到进藏队伍中。这是一个无尚光荣的称号。他们不仅要承担进藏部队的医疗工作， 还要肩负保障返藏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活佛和堪布会议厅成员的医疗保健任务。当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大家发表了讲话。在郭季宣向我讲述当年往事的时候，轮椅上的徐奎在凝神听着，她不时地插着话，提醒或纠正老头想不起来的时间和人名。“我家在山东，他家在吉林，我们俩当时来不及回家与父母告别，就跟着队伍出发了，后来看到那些在路上牺牲的同志，想起我们要是和他(她)一样死去了，真有些对不起生养我们的父母。”徐奎老人静静地说。临行前，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向二老作别。徐奎示意老伴将她的轮椅推到门口，她想送送我。她的轮椅在门口被一些杂物挡住了。我向老人挥别的瞬间，发觉老人的目光在朝着门外的远方探望，她似乎在半个世纪前的时光中追忆着。千余名进藏女兵中，她算得上一个耀眼的人物。她叫吴景春，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副部级领导干部，长期从事中国人口和妇女儿童卫生工作。如今，73岁的吴景春，退下来后却很少有休息时间，她经常迈着沉稳的步履，从民旺胡同里走出来，忙于 艾滋病的防治和人类的健康事业。回忆起当兵进藏的那段往事，老人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1951年5月23日，在古城西安，当广播里传来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大街上人山人海，汇聚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西北特色的锣鼓声响彻云霄，威风八面。“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刚从陕西省助产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大街上看到那些英气十足的女战士，一个个昂首挺胸，排着整齐的队列，唱着嘹亮的军歌，她们的样子，很精神，很漂亮，真是让我们心里头羡慕极了。”“我要当兵，我要进藏!”这是从一个青年女学生心底发出的声音。她萌生了参军进藏的念头。那天傍晚，吴景春找到了最亲密的同学高生玉，说出了这个想法，高生玉当时就激动得跳起来，搂住她的肩膀兴奋地说：“呀，我们想到一块了，我正想找你商量呢!”她俩经过酝酿，又找了孙汉云、冯克运、王改兰三位女同学，五个人由吴景春牵头，首先向学校提出了申请。校领导对她们的行为很支持，痛快地答应了。几个人从校园里高兴得一路蹦跳着，个个美得不行，感觉自己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