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发展历程.docVIP

普通话起源于雅言 雅言，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论语》。《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在读《诗》、《书》和作傧相赞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正之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间语言、语音各不相同，因此孔子必须以雅言来讲课，才能使听者听明白。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篇。其中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王畿地区的作品，均为朝廷上的乐歌，多为朝廷官吏所作。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如华夏。 荀子《荣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根据他这一段解释，可以理解“雅言”跟一般的“方言”有所不同。雅言是区域间的共同语，通行的地区广，有如说是广大地区的标准语。方言则不然，只流行在某一地区而已。因此“雅言”可以跟“方言”对称。 这便说明3000多年前周朝国都丰镐地区（今陕西西安）所使用的语言，即为标准语，当时叫“雅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通话。 但雅言所指称的古代民族“共同语”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把雅言作为古代汉民族“共同语”代名词的背景下，雅言当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成熟于周朝。从语言发展史的角度看，雅言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发端，它不仅为汉语言的统一、规范树立了标尺，使汉语言的发展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而且对提高汉民族的凝聚力、推进汉民族文明的进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1﹞ 从雅言到官话，汉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的发展 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分不开的。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雅言就是周朝时汉民族的共同语。 方言，是民族语的地方分支，是局部地区人们使用的语言。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汉语方言又叫“地方话”。汉语方言形成主要跟地理因素相关，如江河湖泊、山岭及交通要道；有的则与历史因素有关，如移民、驻军、行政区划等。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和粤语。﹝2﹞ 秦灭六国以后，统一了文字，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书面语，即文言文。及至汉代，有了“通语”的名词，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就是用当时的“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通语”一般指中原河洛方言和陕西关中方言的交替。 隋唐时期，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汉族长期用“文言”，其最初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但后来与口语差距越来越远，学习困难，使用人数很少。因此“白话”就产生发展了，并在宋元以后白话取得了书面语言的地位。同时又出现了用白话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等。四大名著这些文学作品的流传，虽其中语言或多或少带地方色彩，但总的来说，基本上都属于北方话，这大大促进了北方话在全国的推广。 金朝以后，北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北京话有着特殊的地位。元朝时，北京话已作为“官方”在官方的交往中使用。﹝3﹞元代的民族共同语叫“天下通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 明清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 官话的含义有很多种，辞源的解释是，“旧指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话。因在官场中通用，故称。”辞海解释为，“旧时指汉语中通行较广的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现在也用来统称北方话（官话区）诸方言。”而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两种解释：“一为普通话的旧称，作为汉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的北方话也统称官话；二为官腔。” 而官话作为官方用语的解释却不来源于汉语。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到：“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Kicci)在《葡汉辞典》中将官话释义为“官员的语言”（Falla Mādarin）。英语Mandarin（中国官话）就是源于葡语。﹝3﹞ 但是利玛窦所指的官话并不是前面释义的北京话，那么明清官话不在北京，在哪呢？《利玛窦中国札记》曾记述这样一件事：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从澳门登陆来到中国，辗转到了南京。利玛窦此时已在澳门学会了汉语，而到南京后，与地方官的交流上还是出现了障碍，原因是利玛窦所学的是粤语。于是利玛窦请求学习“官话”，当地官员就请了一个小男孩教他学官话。此后利玛窦到了北京就用官话进行了交流。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