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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美国LIS教育的研究态势分析 　　【摘要】通过对2000―2012年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我国关于美国LIS教育研究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利用文献计量法得出我国关于美国LIS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著者、核心期刊分布。然后利用共词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并建立关键词共词网络结构图来了解我国关于美国LIS教育研究热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中心性分析和K核深入了解我国关于美国LIS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重要内容，并得出相应结论，希望能够为我国对美国LIS教育的后续研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LIS教育 ISchool 文献计量 共词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 K核 　　1我国对美国LIS教育进行研究的原因和数据来源 　　1.1我国对美国LIS教育进行研究的原因 　　社会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图书馆学情报学（LIS）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诞生地，美国在其教育方面算是最为发达的国家。虽然美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也曾一度陷入艰难的境地，但经过多次的教育改革，最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起步晚、发展时间也比较短，处于学习阶段。美国作为世界上图书情报学教育水平比较发达、教育系统也比较完善的国家，其教育改革和发展无疑会对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本文对美国LIS教育的现状、改进措施以及ISchool的理念与原则、学院定位、课程改革、学生教育、学术研究和就业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与我国LIS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总结美国LIS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LIS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1.2 数据来源 　　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以“图书情报学教育and美国”、“情报学and课程设置”、“LIS and美国”、“LIS and教育”、“ISchool”为关键词和主题词进行检索，时间段限制在2000―2012年，经筛选去重后检索得到的文献数量共计114篇（检索时间为2012-09-21），相关论文数量逐年变化情况如表1、图1所示： 　　通过对文献量进行统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根据图1，可以将我国关于美国LIS教育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①2000―2006年，这期间期刊每年刊载我国对于美国情报学教育研究的论文数量都不超过8篇；②2006―2012年论文数量都在10篇以上，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I-schools信息学院的成立、I-conference会议的召开以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的举办，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图书情报学教育。 　　2我国关于美国LIS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 　　一个作者的发文数量可以反映出其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对作者发文数量进行计量分析，可以确定我国对美国LIS教育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群。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发文数量满足m=0.749*nmax^1/2（nmax表示发文最多著者的论文数）[1]，我国对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研究发文最多著者的论文数为5，把5带入上述公式中得m=1.67。根据此方法，可以把发文数在两篇及其以上的作者确定为核心作者。按此种方法统计的核心作者数量有21位，他们所发文献数共为35篇，占总量的38.5%，说明我国对美国图书情报教育相关研究有稳定的核心作者群。我国对美国LIS教育进行研究的学者中发表1篇文献的作者的数量占总数的84.7%，根据洛特卡定律（发表1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2]，可知我国对美国LIS教育研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此种方法确定的核心作者，仅仅考虑作者发文量，没有区别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等，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在确定我国关于美国LIS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时，表现得更明显。比如王知津、李彤、严贝妮、谢瑶合作发表5篇文献，但同时把他们界定为核心作者有失偏薄，因为在对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等进行评价时，其贡献是不相同的。笔者综合考虑论文的数量和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等的区别，最终把发文量=2篇的第一作者界定为核心作者，如表2所示： 　　核心著者的单位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高校，如南开大学（王知津、李月琳）、武汉大学（陈传夫、司莉）、南京大学（叶继元）、中山大学（韦景竹）、郑州大学、苏州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王知津在其论文中利用实证方法对比分析中美图书情报研究生、博士生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总结两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提出了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的一些改进性意见[3-6]。陈传夫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图书情报学师资队伍的差异及其原因，有针对性地指出我国图书情报学师资队伍建设的对策[7]；介绍美国ISchool发展现状以及学院定位、课程设置、学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特征，以期发现美国LIS教育发展趋势和成功经验，为我国LIS教育的改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