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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13-21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10 【 作 者】钱志熙 生命主题的表现盛于汉末魏晋而衰于南朝前期，是中古文学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前辈学者如王瑶、宗白华等先生对这个现象都作过论述［①ａ］，并充分强调其重要性，如王瑶先生认为“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感情”，宗白华先生则断言汉末魏晋六朝是“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无论是对于研究者还是一般的读者，中古文学中的生命主题都是能够引发他们的兴趣的问题。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描述和局部解决的水平上，缺乏系统的研究，更没有形成多少学术性的结论。笔者在这里准备从社会意识背景着手，研究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以求对自汉末至南朝前期文学中表现生命主题、抒发生命情绪的盛衰演变的深层原因作出解释，同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魏晋艺术精神的生成和变化。　 　　　　一、汉末魏初社会文化的转型与生命意识的自觉　　 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社会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当两种社会文化类型之间发生转型时，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后一种社会文化类型主要是通过对前一种社会文化类型的反思、否定而得以发展的。但后者又是以前者为母体，萌芽、滥觞于前种社会文化类型之中。也许这样说更明白一些，即在前者中属于非主流的、甚至隐伏着的一些因素，在后者中上升为主流，并且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如道家思想及与其相关的崇尚自然的个性主义理想，在两汉士人群体中是作为非主流的意识似隐似现地发展着的，至魏晋则上升为对整个社会文化都具有支配作用的主流性的意识，甚至高高在上的政治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相调和，如标榜崇尚自然、体道贵无的统治者人格和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政治理想。再看当社会文化由魏晋型转为南朝型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佛教由非主流地位上升为主流地位。魏晋时期的佛教，学理上依附于玄学而信仰上多借道教的形式。南朝时期，佛教经过涅ｐáｎ＠①学的兴盛，佛性思想的确立，学理上完全摆脱玄学且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信仰方面三世果报、涅ｐáｎ＠①净土的学说深入人心，也完全取消了以神仙长生之事相附会的痕迹。我们在后面还要论述到，这些佛教内部的发展是文人群体的生命观由魏晋型转化为南朝型的重要的社会意识背景。佛教由非主流上升为主流最重要的表现还是它的济俗应世的社会功能完全明确化，并与政治教化直接发生关系。　 正面研究上述三种社会文化类型及其转型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三种社会文化类型中的不同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观，以及彼此之间的交替嬗变关系。根据上面这种划分以及我们所掌握中古文学中表现生命主题、勃发生命情绪的史实，我们业已得到这样的初步结论，即这种文学现象主要发生在魏晋型的社会文化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社会文化的各个相关要素中寻找发生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　 汉末魏初是社会文化从两汉型转为魏晋型的转型时期。关于这一转型期的文化变迁特征，如经学地位下降、玄学萌芽、个性自觉、文学自觉等方面，学术界已经做过许多研究。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社会意识中占主流倾向的生命观的转变，即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我国古代生命观念的发生历史悠远，但从远古至文明开化之初期，占主流倾向的是以各种方式对抗、否定人类自然死亡规律的非理性生命观。据研究可知，在原始社会晚期至奴隶社会初期，就已经形成天赋生命、灵魂不灭和长生不死等非理性的生命观念。先秦诸子们因为朴素唯物思想的发展，第一次建立起比较彻底的理性生命观，尤其是道家的自然哲学生命观和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成了后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性生命观的两块基石，一直以它们来对抗各种各样的非理性生命观。但从社会生命意识的主流来看，战国秦汉时代仍是非理性生命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它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一，从原始社会晚期以来的寻求长生不死的方术、祈祷等活动，至战国秦汉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职业性的方士集团。他们迎合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求长生不死的需要，在郊祀、封禅、入海求仙药等各种神秘活动中发展神仙方术及其理论。此外，一些具有隐逸性质的避世之士，即司马相如所说的“列仙之儒居山泽间”［①ｂ］，发展了养气、服食日精月华等神秘的养生求仙活动，甚至将先秦道家的养生学完全转化为神仙之学。除了上层统治者和隐逸之士的求仙活动外，汉代的民间社会也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