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在思想的林中路上》.doc

在思想的林中路上 孙周兴 马丁·海德格尔，生于1889年，死于1976年。他的一生，总的说来属于比较典型的学者生涯。自1909年进入弗莱堡大学读书，直至1959年退休，期间除去二十年代在马堡大学执教的五年，海德格尔一直待在弗莱堡大学，差不多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海氏的生平事迹中，被议论得最多的，无疑是他在纳粹德国时期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一段经历（1933－1934年）。虽然只不过是十个月的“短命校长”，但兹事体要命，多少也影响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尊严和重量。直至八十年代，这个被称为“海德格尔事件”的事件，仍在国际学术界被广泛地讨论。这是一位思想家的大不幸。海德格尔自己曾有诗云：“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2]看来是有感于他自己的遭遇而发的。 不过，我们也断不能因为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一次愚蠢失误，就否认他的思想的深刻和伟大。海德格尔的本色，毕竟还是一位具有孤独性向的思想者。早在1922年担任马堡大学副教授时，海德格尔就在弗莱堡附近黑森林深山里一个叫托特瑙堡的地方筑造了一座小屋，作为自己的写作间。这座孤立的木屋，尤其是后期海德格尔远离尘嚣的宁静的思者生活的见证。 冷僻而平静的生活孕育出热烈的思想。诚如哥尼斯堡的康德老人的时钟般的生活背后，潜伏着近代哲学的“哥白尼式转向”，技术-商业时代的海德格尔的隐秘运思，同样引发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回顾一下我们这个世纪的西方哲学史，若以思想的深刻和影响的持久而论，也许仅有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可与海德格尔并举。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维氏思想左右了本世纪英美分析哲学之发展方向；而海氏思想则指引着本世纪欧洲大陆人文哲学之演进。[3] 海德格尔一生运思逾半个世纪，沉潜往复，硕果累累；海德格尔思想又以艰涩、奇谲著称于世。作为中文版《海德格尔选集》的“编者引论”，本文不可能具体、细致地描写海德格尔思想的方方面面，而只能基于编者个人的兴趣重点，提纲契领地勾勒出海氏思想道路的几个基本环节，自然难免挂一漏万了。[4] 　　　　一、海德格尔前期哲学及其思路之“转向” 　　世人在追踪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时，首先碰到的自然是他的煌煌巨著《存在与时间》（1927年）。海德格尔说，他的道路乃是一条“通向存在之邻的道路”，而《存在与时间》这个标题，也许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路标”。[5]半部《存在与时间》，为海德格尔赢得了“实存主义哲学家”的鼎鼎大名。 《存在与时间》是前期海德格尔（1930年前）的代表作；除此之外，前期海德格尔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如《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1929年）、《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年）《论根据的本质》（1929年）等，以及多半在海德格尔身后出版的大量讲课稿（主要包括1919-1923年间的早期弗莱堡讲座和1923-1928年间的马堡讲座）。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自己的哲学探索工作做了如下的“定性”：“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存在学；它是从此在的解释学出发的，而此在的解释学作为生存论分析工作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向之归的地方上了”。[6]从这段话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出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两个基本的思想和方法要素：现象学和解释学。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师承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被公认为德国现象学哲学三大家之一。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了一种存在学的改造，而这种改造首先并且主要表现在方法上的汲取。海氏认为，现象学乃是存在学的方法，这种现象学方法有三个基本环节：“现象学的还原（Reduktion）”、“现象学的建构（Kostruktion）”和“现象学的解构（Destruktion）”。[7]简约说来，“现象学的还原”使海氏得以“面向实事本身”（即存在本身）；“现象学的建构”在海氏哲学中展开为“此在的解释学”，即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构成《存在与时间》已完成部分的主体；而“现象学的解构”——并非德里达之“消解”（Deconstruction）——则呈现为对传统存在学的历史的批判分析，是海氏原先计划要在《存在与时间》第二部中完成的工作。这里很显然，海德格尔是把现象学与解释学（特别是生命哲学家狄尔泰的解释学）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既是对现象学的改造，同时亦是对解释学的提升。 所谓“此在的解释学”，海德格尔也称之为“基础存在学”；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中，他也称之为“此在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明言，他是要制订一门以“人”这种“此在”（Dasein）为基础的“基础存在学”。这是在人之存在（“此在”）基础上重建“存在学”（旧译“本体论”）的努力。在海德格尔看来，自希腊以降的西方传统存在学从未找到解答存在问题的正当途径，存在向来被“遗忘”了。因此需要重提、重解存在问题。存在问题需得从“此在”入问，因为唯有“此在”领悟着存在。“此在”是存在问题的出发点，唯从具有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