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外交思想的研究.docVIP

曾纪泽外交思想的研究 　　一、学术史回顾 　　 　　1949年以前及解放初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国内学术界对曾纪泽的研究并不多，笔者所能找到的两篇论文分别是1935年发表于《国闻周报》上韩少苏所写的《谈曾纪泽》，1937年发表于《禹贡》上吴相湘的《曾纪泽对朝鲜问题的主张记闻》。“文革”结束后撰写有关曾纪泽论著的人增多了，主要分为三部分来研究：第一，中俄伊犁交涉中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多数学者持传统观点，对曾纪泽的评价相当高，肯定了他是爱国外交家，据理力争，有高度的责任感，维护了中国的主权，有别于清政府中的妥协派和投降派，收回了我国的领土。第二，有关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外交活动。学者们认为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先主战后主和，这是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明智选择，而且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全我国的领土不被侵略同时也使越南免受侵略，带有明显的反殖民扩张性质。第三，曾纪泽外交思想总论。这些论文涉及到诸如曾纪泽向西方学习，近代民族思想，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他所执行的诚信外交等。学者们肯定了曾纪泽与他同时代人比外交思想是杰出的，但也指出了他外交思想的不足。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时代环境所局限以及他本人外交理论水平和经验欠缺所造成。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大学妇女研究室召集人林维红教授透过《曾纪泽日记》，挖掘出曾纪泽女眷随其出使英、法期间不多的信息，而过去学者较注意《曾纪泽日记》中主人公生活的一面，尤其是他对英法俄各国的外交交涉，很少注意其私生活，尤其与妇女有关的部分。尽管，这些挖掘出的信息并不是来自她们自己的声音，但是，对于研究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及中国妇女生活史来说，仍不失为可贵的资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李恩涵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曾纪泽的外交》一书。这是迄今为止论述曾纪泽外交思想及实践最为详细的一本书，也是学术界有关曾纪泽研究仅有的几本专著之一，而且是价值最高的一本。书中引用大量的外文资料以及时人的日记、笔记和书信等相为印证。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以曾纪泽一生外交事业的开展和成败为主线。在书中作者高度评价了曾纪泽在晚清积贫积弱外交环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曾纪泽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即为中俄伊犁交涉，挽救了一次迫在眉睫的中俄战争，并以较少的代价，索还了已经丧失的要地。其次，作者认为曾纪泽对中法越南的争议，也有独到的见解，首先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其间虽因清廷措置失宜，举棋不定，坐失有利的时机，但他所志所事，即使其敌对的一方，对于他判断的敏锐，辞令的犀利，亦深表钦佩。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建议，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撤废办法，其远见卓识，询非时人所及。 　　国外学者方面，美国学者马士在他的三卷本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把曾纪泽评价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而且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另外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主要谈到曾纪泽对中国原有藩属国的态度，他认为曾纪泽接受了当时在中国最为流行的“均势”思想，主张开放藩属国，让他们与西方列强进行贸易和外交。英国学者季南在《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中写到了曾纪泽在中俄伊犁交涉中的举步维艰和两难的立场，在中法越南交涉中他先主战后主和的背景以及他对当时英法俄的认识。此书后来成为研究曾纪泽外交思想不可绕开的一部著作。 　　 　　二、对其人其事的分歧评价 　　 　　关于曾纪泽人生中比较重要的几件事，如中俄伊犁条约的谈判、中法战争间的作为、中英洋药税厘并征条约以及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提出，都有不少研究文章，尤其是曾氏的中俄伊犁条约交涉，学界中人大部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也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对他的“重界轻商”指导思想颇有微辞，卜建华、孙君琪就认为“至于通商问题，曾纪泽也根本未打算力争，甚至曾建议将松花江行船至伯都纳问题缓议，只是由于朝廷严词驳斥，才坚持作了修改”。李芸在其硕士论文《曾国藩、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研究》中，就认为曾纪泽在通商条款中对俄国的让步对中国近代边疆问题影响甚大。曾纪泽在商务上采取迁就方针，俄国商人多年来一直想解决的蒙古市场愿望也得以实现。曾纪泽没有敏感地认识到商务对于蒙古地区的重要性，虽然他的既定方针是“重界轻商”，但他在俄谈判时应还有机会力争，理应审时度势，在贸易方面减少中国的损失。《伊犁条约》允许俄商经科布多、尼布楚两路往来运货，使俄商完全控制了蒙古地区，而华商完全被排斥于蒙古，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曾纪泽对于商务问题的忽视，为后来蒙古分裂埋下了伏笔。作者探讨其原因有：第一曾纪泽对国际形势缺乏深刻透彻的了解，第二曾纪泽没有正确了解俄国所处的形势。 　　关于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的局限和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宦家庭，自幼受到封建伦理纲常等正统思想的熏陶；加之，曾纪泽办理外交，半路出家，自学成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近代外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