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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之基督教文学翻译观的研究 　　摘 要：朱维之是当代文学翻译家，比较文学大师。基督教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以及他对宗教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从文学角度出发，朱维之发现了《耶利米哀歌》与屈原《九歌》之间的“文学姻缘”。基于二者间的相似，并以前人“以诗译诗”的历史为鉴，朱维之运用翻译再创造策略，用九歌体翻译哀歌，成功再现了哀歌的风格、内容及其中所含诗歌意象，很好地传达了哀歌的文学价值。基于此，朱维之的译本相对《圣经》中文和合本及李荣芳的骚体哀歌都有着优越之处。本文通过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揭示了朱维之的翻译思想和审美翻译观。 　　关键词：朱维之 基督教文学翻译 耶利米哀歌 九歌体 　　一、引言 　　《圣经》的汉译始自盛唐（635年），到1992年出版统一的现代中文版《圣经新译本》，断断续续持续了近14个世纪。《圣经》的汉译伴随着基督教入华的全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盛唐时期，景教徒对《圣经》汉译，这一时期主要是由聂斯脱利派（the Nestorians）主教阿罗本（Alopenzz）主持翻译，由外国传教士口译货译出初稿，再由中国学者笔授或修订。唐朝的《圣经》译本被后人称为“景教本”[1]（P16～17）。第二阶段，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身为耶稣会士的汉学家对《圣经》的汉译，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主要由传教士来承担，但得到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与协助，如翻译家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士大夫不仅接受天主教洗礼，领了教名，还亲自参加中国天主教会的“嘉定会议”，讨论《圣经》的翻译问题[2]（P26）。以《圣经》翻译为契机的基督教入华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阶段，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的《圣经》汉译和中国学者的译经尝试。这一时期正是《圣经》汉译的繁荣期，中国翻译家开始真正涉足《圣经》翻译。如王韬（1828～1897），曾在外国传教士陴治文的协助下译出“文辞达雅”的文言《新约》和《旧约》，分别于1852年和1854年出版。严复翻译过《马可福音》1～4章，1908年在上海发表。齐鲁大学教授、翻译家王宣忱协助翻译《官话和合本圣经》，他独立翻译的《新约》于1933年出版。这是第一本由中国翻译家独立翻译的《新约》。1919年，《官话和合本》出版，在《圣经》汉译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个译本集中了自1819年马礼逊完成的第一部完整中文《圣经》一百年来的中文《圣经》的翻译经验，继承了以往所有译本的优点，是无数中西学者心血的结晶，是一部真正的“具有文学品味的译本”[3]（P87）。这部白话《圣经》受到中国翻译家的高度肯定①，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P246）。 　　在中国，基督教会历来强调《圣经》的神启性质、权威性。译经的主要目的是福音的传播。然而，由于“和合本”参照的是英文“钦定本”（The King James Version， 1611）的修订本（The Revised Version，1885），而且翻译主体是传教士，所以以英语的方式来诠释和翻译《圣经》的成为汉译圣经的主要策略，用散文体翻译圣经诗歌就是明证。然而，在众多中国翻译家的译经尝试中，也不乏以中文的方式翻译而不是解释《圣经》的努力。如严复为了把《圣经》作为伟大的西方古典文学著作介绍给国人，用的是汉代以前的文言文。吴经熊则用五、七言古诗体翻译过《诗篇》；李荣芳创造性地用“骚体”译过《哀歌》全部五章。朱维之则用“九歌体”翻译了《哀歌》的第五首。中国翻译家从文学翻译的角度翻译《圣经》内容，用传统的语言形式翻译《圣经》，发挥汉语的优势，比起白话《圣经》统一采用用散文体翻译更加难能可贵。这其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要算是朱维之对《圣经》诗歌的翻译尝试。 　　二、朱维之的《圣经》文学观 　　唐朝《圣经》随景教的传入汉译之初，作为一种宗教手段，它本是以宗教文本的面目出现的。在当时的翻译主体传教士们的心目中，《圣经》是基督教的神圣经典，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译者丝毫不能有自己的理解。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圣经翻译是宗教性质的翻译。当时“翻译《圣经》的人，虔诚敬慎，惟恐背离《圣经》本意……他们不图悦人，惟图保存《圣经》的本文文意”[5]（P51）。可见，当时的翻译还囿于“宗教翻译”，《圣经》的文学性完全被掩盖了。清末民初以来，1819年到1919年在中国境内先后出现了9部完整的中文《圣经》，中国翻译家开始介入《圣经》翻译，并尝试从文学翻译角度翻译《圣经》。除了前面提到的严复、吴经熊、李荣芳、朱维之之外，还有朱宝慧、王宣忱、郑寿麟、吕振忠等人分别翻译过《圣经》的新、旧约。1993年又有华人集体翻译的《圣经》（新译本）出版。中国翻译家主要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进行《圣经》的翻译，他们把“《圣经》，特别是把《旧约全书》既看作是一部宗教书，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