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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罪定义与启动机制的司法终结及其蕴意——兼及-哈工大人文学院
侵略罪定义与启动机制的司法终结及其蕴意——兼及战争罪国内化要素扩张
作者: HYPERLINK /sjq \t _blank 宋健强 | 发布时间:2011-10-24 20:41:17 | 阅读数: 280
侵略罪定义与启动机制的司法终结及其蕴意
——兼及战争罪国内化要素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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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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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法论探究:《规约》缘何“有罪名、无定义”?
(一)?? 学界立场:(大国)政治含量过重
(二)?? 立法者论道:纳入罪名本身已是险象环生
二、? 首个修正案出台:定义与启动机制的司法终结
(一)?? “协商一致”与“绝对共识”
(二)?? 中国的沉默与独白
(三)?? 各国论道:大国表面质疑、实质容认
三、? 余论:学术应当客观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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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7月17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下称《罗马规约》或《规约》)以120票赞成、21票弃权、7票反对获得通过,并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目前已经汇聚缔约国114个,[1]“普世”势头迅猛。作为当代全球司法“主旨”(keystone)[2],国际刑事法院(下称ICC或法院)缔约国审查大会最近更是名正言顺地确定了“国际刑事司法日”,[3]并在侵略罪定义权和司法启动机制[4]上继续冲击安理会和“五大国”政治权力以及在扩张国内战争罪诸要素[5]上继续冲击中国一贯立场。中国领跑世界17个“群体性经济崛起”国家,[6]世界影响日重。中国与ICC近十年几乎同步成长、壮大,都是世界“多极化”的硕果或旗手。中国决意法制“谐”世界;[7]在联合国的全力支持下,[8]ICC决意司法“普”世界。两者相互制肘、难以相容,显然是各自继续壮大的核心障碍之一,更是世界和谐、可持续、法治化、良治化发展中全球瞩目的乱相之一。中国与ICC长期凿枘不投,侵略罪定义及其启动机制问题至为敏感并伴随始终,也是国际法治与国际政治顽固纠结的核心地带,同时关涉中国能否实现均衡崛起和ICC能否最终实现普遍性目标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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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论探究:《规约》缘何“有罪名、无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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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侵略罪而言,1998年通过的《规约》堪称“有罪名、无定义”。同为“四大罪行”,立法博弈结果却与其他三个“核心罪行”(灭种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迥然不同。[9]侵略罪就是过去的“破坏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就连历史劣迹最深的德、日国家之现代代表团都坚持认为“它是最严重的国际犯罪”。[10]那么,当时不能达成定义(勿论司法启动机制)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 (一)? 学界立场:(大国)政治含量过重
????? 人类战事频仍,主要涉及侵略罪与战争罪,两者一般具有因果性和互动性,有关武装冲突规则的法律文件数量也相对较多。然而,“因为侵略罪牵涉到国家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的责任问题,而战争罪则不一定具有此特征。外交官或者政府代表赞同提高侵略罪犯罪化水平的情形非常罕见,超级大国尤其如此”,所以,“侵略罪的政治含量比战争罪更多”。[11]政治含量越高,达成妥协就越难,法律特性、特别是刑法特征就越少。正如此,在联大于1974年通过“侵略罪定义”(不具有约束力)[12]之前,国际社会从无共识,甚至直至《罗马规约》之前“还没有任何专门国际公约明确宣称侵略罪是国际上的犯罪”,[13]勿论明确定义。如此看来,仅就明确宣告“侵略罪”并列入国际公约并使之获致120个国家赞同、114个国家接受有效管辖一项,《罗马规约》堪称里程碑。《规约》无法再前进半布、给出明确定义,实在是因为“政治含量”太浓。一般认为,与其他“条约罪行”(treaty crimes)一样,侵略罪并非“核心罪行”(core crimes),也不曾是任何国际刑事法庭属事管辖对象,原因是:这种犯罪指控的政治性太强了,无法进行足够清晰和详尽的刑法规制,很难授权独立的国际司法机构进行裁决。[14]侵略罪曾经是过去“破坏和平罪”项下的一种具体罪行,[15]纽伦堡法庭判决(第186页)还称其为“顶级国际犯罪”(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传承规范、遵循先例,共同被联大1946年12月11日通过的一致《决议》采纳,但此后再无因循迹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为了保持个别或集体行动的足够自由,“超级大国”(the major Powers)倾向不做界定,定义问题遂被搁置。联大1974年12月14日第3314号(XXIX)《决议》通过的定义也极不完善,不但没有规定个人刑责,还赋予安理会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国际法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草案》更是循环定义、令人失望。在《罗马规约》立法过程中,许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坚持“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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