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精解解读.docVIP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何解？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出自《论语·述而》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希望达到的境界。这个“道”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这是教我们立志，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依于仁”，指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 “游于艺”：“游戏”的“游”是“辵”旁，这里是水旁的“游泳”的“游”，“游于艺”的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其次，境界也体现为一种批判审视意识，因为它是与终极关怀相联系的，这种关怀精神能让人用一种未来指向的眼光去批判性地审视当下，让我们摆脱生活经验的简单积累与既有思维模式，提出一些创新的理念甚至问题。不管是做诗词还是做研究，你能用一些新的视角、新的框架去把握和描述既有的东西，或者直接推动一些新事物的产生，那你的价值肯定就会大点。境界其实也决定了你发现问题、把握机会的眼光。 说到境界，就不能不提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责任。我特别欣赏萧乾评论冰心的一句话：“知识分子不止是埋头搞自己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在西方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也是倍受社会推崇的，因为它承载了许多像一般的律师、金融分析师等高度专门化的职业所难以承载的东西。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一本西方的书上看到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深有同感。它说知识分子有三重身份：第一，是社会的良心；第二，是人类智慧的传播者；第三，是神明的亵渎者。也就是说，一名优秀的知识分子，不仅要继承和传播人类既有的文明成果，还要有勇气去维护一个社会的正义与价值，服从于政治和经济之外的更高权威，自觉服务于公众。另外，这种“服务”和“服从”并不总是遵循一种既定的模式，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会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的，作为知识分子，还要有一种追问精神，对于一个给定的命题，不但对这个命题本身持一种批判性的审视态度，还要能够超越命题的既定前提，向它产生的语境发出挑战。这一点尤其需要勇气。 记者：您刚才介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跟社会责任，既然您这么认同，大概也是您自己一直努力去身体力行的吧？ 喻国明：终极追求是一种彼岸性的东西，是我们所向往的一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受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每一个人也还都有无奈的时候。作为一名研究者，相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言说的自由，但是，任何自由都是有其限度的。作为一名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在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之后，你要考虑你的言论对各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很多时候，这种影响是交织错杂的，对于不同的利益方而言，正负效应是不同的，你必须在现实中做出平衡。作为我本人来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境界”和“知识分子角色与责任”一直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因为我一向认为，一项学术成果所能够达到的高度首先是由研究者的境界高下造就的。 记者：那么，在您眼里，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才能算是优秀的呢？ 喻国明：在我看来，就社会人文学科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学术荣誉就在于深刻地描述和解读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只有具备这种现实关怀和深刻认识，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才能够说有效地融进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潮流当中去。远离社会中心性需求的边缘性课题，不管理论建构有多完美，论证有多缜密，引证的材料有多丰富，都很难称得上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永远是跟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衡量一名学者的学术素养，就要看他能不能很好地去甄别和把握在他所处的历史时点上，在各种内外部环境中，本领域的当下瓶颈之所在，并且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所在。 记者：能不能对您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略作评价？ 喻国明：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因为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是不是优秀，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即使是外界的评价，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才是最为客观的。如果说，我这二十年做了些什么的话，应该说是持续地坚持了以实证研究为特色的学术风格，迄今已经完成了140 余项调查研究项目，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和创新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材料。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传受互动方格”理论、新闻体制的多维选择理论，关于必读性、可读性、选读性内容划分的理论，以及提出“传媒特区”的概念和较早引进了“报纸不但应该成为新闻纸，也应该是有用纸”的理念，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传媒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影响力经济的理论等。另外为几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