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精选·公开·课件).ppt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的生平及心态变化 一、20岁以前—率真、自由、宏大。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太史公自》） 进京后，有机会向古文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向当时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二、壮游天下----飘逸、淳厚、豪迈。 壮游路线：“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 宋代马存说：“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装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 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噁，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见《史记评林》P16）  三、入仕为官---昂扬、深沉、发奋。 奉使西征巴蜀： 参加封禅大典： 接受遗命:“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序》）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自序》)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38岁继任太史令。  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学主张 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一理论自提出以后，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中一条历史贯穿线，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或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或从时代政治的影响上，或从个人的遭遇上，以各自的体会，从不同的角度，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这一理论。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唐]韩愈《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 [唐]刘禹锡《上杜司徒书》： 昔称韩非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著于篇，显白其事。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异于它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耶？……然后知韩非之善说，司马子长之深悲，迹符理会，千古相间，虽欲勿悲，可乎？ 这是从鉴赏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阐发自己对“发愤著书”说的理解和认识。 [宋]欧阳修《梅圣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明]李贽《杂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清]刘鹗《老残游记自序》：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发愤著书”的理论内涵及学说意义： 第一：它明确指出穷愁困辱是成就伟人的一个条件，是取得创作成功的一种动力。因为只有穷愁困辱带来的坎坷和磨难，才使得作家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才能使他们产生非凡的激情，吐发不平的思虑，从而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第二：穷愁困辱所结之“思”，之“怨”，如不能通其道，在功业上发展，那就应当“述往事，思来者”，在作品中喷涌而出，形成思想的火花，使生命永生不息。 三、《史记》的结构体例 《史记》由五体组成: 1、《本纪》十二篇。 2、《表》十篇。 3、《书》八篇。 4、《世家》三十篇。 5、《列传》七十篇。 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