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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婚姻制度的研究 　　作者简介：魏玮，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 　　 　　摘要：清代婚姻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在前代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血统性和伦理道德的特点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从婚姻的成立、解除及婚姻的禁忌方面对清朝的婚姻制度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婚姻关系中男女的地位问题。 　　关键词：主婚权；婚姻缔结；婚姻禁忌；离婚 　　 　　中国古代由于私法观念的淡薄，所以在调整婚姻关系的问题上没有专门的法律援引，与众多其它民事关系一样都靠散见于刑律、家族法规、习惯中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整。清朝虽然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是在婚姻制度方面，仍然靠上述规定，加上清代又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潮涌现，使得这一时期的婚姻制度呈现出更多的特点。 　　 　　一、婚姻成立的条件 　　 　　1．父母的主婚权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婚姻的意义在于延续家族的血统，扩大家族的势力。所谓“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后以继后世” ［1］。婚姻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两个家族之间的事，不考虑当事人的自身意愿，而作为一个家族中掌管一切重大事务的家长，则顺理成章的成为婚姻的主要负责人，家长的权力大到可以命令子女与任何相关的人结婚。在中国封建的早期结婚的当事人似乎还有一定的主动权，“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2］，到了清朝则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父母的主婚权，“嫁婚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3］③，如果男女私定终身，不仅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事，还有被迫离异并受到惩罚，即使卑幼已经成年，或仕宦买卖在外，因客观原因无法请示尊长，自行决定婚姻的，“未成婚者从尊长所定，自定者从其别嫁，违者杖八十，仍改正”。［4］④而在父母因客观原因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子女也不得擅自自行结婚，“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子孙自嫁娶者，杖八十，妾者，减二等”。［5］父母的主婚权还体现在对婚姻缔结的过失所负的责任上，如父母隐瞒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等情况，主婚人要受到处罚。如果嫁娶违律，则视不同情况处罚主婚人，“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出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其男女被主婚人威逼，事不由己，若男年二十以下，及在室女，亦独坐主婚，男女俱不坐”，［6］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的违律婚娶，独坐主婚。 　　当然父母的主婚权也存在例外，如对寡妇，法律规定“夫丧服满，妻妾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7］由此可见寡妇的再婚或守志，由自己决定，尊长是有主婚权的。而奴婢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中处于最低层，是附属于主家的特定财产，可以听从主家的转让、买卖和赠予，是没有自主权的，所以奴婢的婚姻决定权亦掌握在主家之手。清律条例：凡民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并雍正十三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畜年久，或奴婢女招配所生子息者，……婚配俱由主家。［8］ 　　2．媒约 　　媒约对于中国古代婚姻的缔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是贯穿几乎整个历史的结婚成立要件。当然延续到清代亦是如此，“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不愿即止，愿者同媒约”［9］由此条文可以看出媒约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起到中介的作用，其为两家传递双方的相关信息。另外，还有“嫁娶违律主婚媒人罪”一条，媒人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一定程度上还承担了过失责任，“凡嫁娶违律，……若媒人知情者，各减犯人罪一等，不知者不坐”。［10］此外在特殊的场合媒约还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在招赘的过程中。清朝还设立了官媒，凡由地方官为之择配的妇女，皆交其执行，官媒除承担官役外，也为民间撮合婚嫁。［11］ 　　3．婚书与聘财 　　婚书和聘财是双方缔结婚姻的早期阶段所必备的条件，定婚时双方收受聘礼，交换婚书，订立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婚书也有私约、庚书等形式，其具有法律效力，一旦立下，就必须履行不得反悔，如违反约定另行嫁娶，则会受到惩处，“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12］虽然在法律中对婚书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婚书的具体形式确是不固定的，甚至到了清朝的后期，婚书的要求就没有如此严格了，特别是各地的民间习惯，其各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婚书在婚姻中的地位。如奉天省怀德县习惯，怀德男女结婚，但凭媒证，一经介绍，男女两家情愿…… 婚姻即为成立，全省并无婚书庚帖；吉林全省习惯，查婚书本为婚姻要件之一，惟吉林全省，男女订婚仅凭媒约，多无婚书；河南省洛宁县习惯，结婚仅凭媒约，继以聘礼，并无婚书。［13］此种无须婚书的做法在许多省份流行，而作为政府在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