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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之的反思 　　[摘要] 清朝末年，赵尔丰在川边实行兴学、屯垦、开矿等新政，前后7年时间。其在川边的兴学“汉化”措施多被后世治边者和研究者所诟病。本文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考察这一段历史，认为赵尔丰的川边兴学实际上是建立在更高一层的国家意识，而非简单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基础之上；赵所采取的排佛尊儒措施，也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而非简单的文化偏见。相反，当时所采取的种种与乡土结合的兴学办法，更表明了赵尔丰川边兴学之目的并非民族同化，而是力图把现代教育在当时条件下向康藏地区延伸。 　　[关键词] 赵尔丰；川边兴学；排佛；反思 　　[中图分类号] B929.9+K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7)02-0113-05 　　 　　文化多元主义在知识界的当代流行，对促进世人反思文化专断功莫大焉，但文化多元主义背后的文化相对主义，却从根本上怀疑并动摇了社会发展的概念，使对文化的考量失却了社会学经济学的基础。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强劲推动下，文化同质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文化多元主义作为纸质的反一元化力量在失却经济支持后，在操作的层面上渐现形式主义端倪，并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变形为“文化市场多元主义”，使民族文化沦为文化产品的商业标签。对于中国民族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多元主义并非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可以借着多元主义的民主精神的亮光，为中国当代的诸种民族文化的保护竭尽全能；但也应该警惕相对主义抛却标准尺度后，向自我中心主义的滑行，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自我封闭。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审慎态度和辩证思维，正是我们反思20世纪初年赵尔丰(注：赵尔丰(1845―1911)，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进入川边，宣统三年(1911)六月回到成都，前后经边7年，实际在边4年(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到三十二年十月，三十四年八月到宣统三年六月)以捐纳出身，由建昌道员而炉边善后督办，升为川滇边务大臣，护理四川总督，继而又升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专任川滇边务大臣，最后又调任四川总督。在边因功被清廷封为钦命头品顶戴，尚书衔，武勇巴图鲁。被当时川边人称之为饮差。)川边兴学的前提。 　　川边又称川滇边，历史上属于藏区三大区域中的康区，清末称为川边或川滇边，是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藏族迪庆自治州与西藏昌都地区，以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清朝末年，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有效控制，在这个区域内，即主要在四川甘孜和云南迪庆、西藏昌都地区专设了川滇边务大臣，实行改土归流，采取屯垦、练兵、设官、通商、开矿、兴学等措施，被称为“经边六事”。“经边六事”的主要策划者和经营者是时为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 　　清末赵尔丰经营康藏的历史是一个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从更深的层次看，也是一个文化交往、碰撞的个案。由赵尔丰在川滇边成立关外学务局、兴办学堂、编制乡土教材的情况，可发现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并补益于当世，警示于后来。 　　 　　一、川边兴学之“国家意识” 　　 　　1905年5月赵尔丰因“凤全事件”进入川滇边，1906年7月被封为川滇边务大臣，开始了大规模的经营川边活动。在军事上，赵尔丰平定了川边土司之乱；在政治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规流，结束了中央王朝对川边诸土司各部的“羁縻”政策，完成了川边藏区与中央王朝其他行政区域的政治一体化。然而，川边藏区之于大清中央王朝，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民族概念、文化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对于清王朝来说，军事的一统是前提，而文化的一统才是帝国长治久安最可靠的保证。川边经营者赵尔丰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川边地区生活的主要是藏族民众，边地民族的风俗文化也以藏传佛教为主，与内地的儒家文明相去甚远。“使非教以礼仪，导其知识，将何以格氆氇之氓，而启文明之化?”(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扎打箭炉厅饬明正土司等设夷民学堂》[Z]，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7页。)在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谋边筹划中，文化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其川边经营大略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蛮民行政尚具天真，当此向化之初，咸以先入为主，可与为善，也可与为恶。若置而不教，设为邪说异端所诱，则将来挽救甚难”。“各国教士已纷纷前往游历……兴学求其文字语言相通，然后为之陈说纲常名教之理，使其人皆晓然于中土圣化，为人生不易之归，则趋向既端，自不为企图所惑，实为收拾边地人心第一要务。此兴学之似可缓而实不可缓者也”(注：《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19页。)。 　　在赵尔丰心目中的“康藏文化地图”上，藏人是“蛮民”，“各国教士”是“洋夷”，蛮民需要教化、开化，而由洋人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则需要抵制。而这个行使教化和抵抗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