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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本视角下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探讨 　　摘要：生态资本是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本。现状表明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生态资本水平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为此对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应加大生态资本投资，提高生态资本水平和生态资本经营水平，增加生态资本收益，形成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促进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 　　关键词：生态资本；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甘孜州 　　中图分类号：F127.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6-0078-04 　　引言 　　2008年，我国发布的《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指出，“生态脆弱区也称生态交错区（Ecotone），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交界过渡区域。”生态脆弱区的特征：一是系统抗干扰能力弱。生态系统容易受人类开发等外界干扰退化，自我修复能力弱，恢复期长。二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在气候变化下，生态脆弱区气候更趋干旱，生物生产力弱化，自然灾害频发。三是时空波动性强。时间上气候、生产力等在季节和年际间变化大，在空间上生态界面的摆动或状态类型的变化差异大。四是边缘效应显著。生态脆弱区处于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接带或重合区。五是环境异质性高。生态边缘效应使区内气候、植被、景观等相互渗透，并发生梯度突变，植被景观破碎化，群落结构复杂。 　　从长期看，生态脆弱区是气候变化、地质变动形成的，从短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脆弱区影响强烈。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92）认为生态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是造成地区经济落后、非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1]我国有8大生态脆弱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南方丘陵区、西南山地区、青藏高原区及东部沿海水陆交接地区，许多地方属于民族地区。2009年国际环保组织在《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生态脆弱区是生态环境破坏最强烈、贫困问题最集中、经济发展最缓慢的区域，而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尤其突出。只有通过生态资本投资、经营，采用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有效推进生态脆弱民族区经济发展。 　　一、生态资本是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本 　　经济发展需要资本，麦克鲁德（1889）认为：“资本是用于增殖目的的经济量，任何经济量均可用为资本。凡可以获取利润之物都是资本。”[2] “生态作为资源， 它们都可以通过级差地租或影子价格来规定它的经济价值， 实现其价值化和资本化。”[3]生态资本是上世纪末提出的一个全新的资本概念，认为环境、自然资源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本。生态资本主要由这些部分组成：一是能直接进入生产中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总量；二是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利于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总体质量。包括为人们提供美感、娱乐休闲，满足人类精神和道德需求等生态服务功能；三是生态环境再生量。表现为自然资源及环境的质量变化和再生量变化、环境的自净力。生态资本有这样一些特性：一是产权性。生态资本一般分为生态环境资本和生态资源资本。生态环境资本是一种公共品，在市场机制下投资激励低，一般实行国有方式。生态资源资本产权在私有制社会下采用私有或国有方式，在公有制社会常常为国家或集体所有，但使用权可以转让。二是稀缺性。生态资本是稀缺的，尤其是在生态脆弱地区更加明显。三是供给临界值性。生态资本具有一定量和更新频率和范围，人们对生态资本需求超过了其已有的范围，必会出现生态赤字，导致生态失衡。四是整体增值性。优质生态资本具有维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平衡协调的能力，能促进系统整体价值不断增值，实现价值最大化。五是持续受益性。生态资本的系统得到保护，将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功能得到保持，维持资本自动增值性，必然带来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可见，生态资源可转化为生态资本。生态资本是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本的存量和人们投资自然生态建设所增加的资本增量的总和。优质自然资源的生态资本能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生产力；优质自然环境的生态资本能提高卫生健康水平，使人们精神愉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生产力发展；良好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再生力的优质生态资本促进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可持续为人们创造更多财富。 　　二、生态资本水平偏低制约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生态资本水平低，制约了经济发展。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甘孜州是一个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民族地区，位于四川西部、西藏东部，是我国第二大藏区康巴藏区的主体地区；全州有25个民族共约110万人，藏族人口85万，占总人口的78%；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约占四川省面积的1/3；甘孜州有18个县，主要为农牧区。海拔平均为3500多米，处于我国最高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属横断山系北段川西高山高原区，青藏高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