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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的研究综述 　　摘要：名词做状语在现代汉语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早先的时候对于该问题学术界对其关注并不太多，但近二三十年以来，由于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多样化，有关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的研究持续升温，取得了一系列较为丰硕的成果。笔者通过对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研究历程的回顾，以20世纪九十年代末为界分两个阶段综述了前人对该语法现象研究的相关成果，并对研究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做了说明。 　　关键词：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研究综述 　　对于现代汉语中的名词性状语，起初语言学界认为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再加上通常情况下只有极少数名词可以做状语，所以早先的时候学术界对这种语法现象的关注及研究并不太多，大多数语法著作对此并无论述，而有的语法学家虽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也并未能展开深入的探讨。近二三十年以来，由于现代汉语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多样化，这种情况日益得到改变，有关现代汉语中名词做状语的现象逐渐成为语言工作者关注的热点，对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的研究持续升温，取得了一系列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既有对这种语言现象的客观描写，更有对这种语言现象的深入分析，经过长期的努力，人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深，理解越来越透，研究的面也越来越宽。根据具体的情况，这里笔者以20世纪九十年代末为界，大致把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的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从初始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研究 　　从笔者目前所收集和掌握的材料来看，学界最早对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有所关注的是吕叔湘先生。吕先生曾在《中国文法要略》一书中谈到了“名词用作动词的加语”的问题，他说这里的“加语”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状语。[1]但遗憾的是，吕先生虽然注意到了名词做状语的现象，可是由于在研究中他过多地秉承了古代汉语的分析手段和方法，所以在论述时他把该现象归于“词类活用”，这就使其与科学地描写解释此类现象失之交臂。 　　继吕先生之后，较早对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现象展开研究的是洪心衡先生。洪先生（1963）在《关于名词、动词作状语》一文中对此类现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同时也试图对这一语法现象进行必要的解释，[2]但遗憾的是，其创获并不太多。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探讨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现象，学者们既有对这种语法现象的宏观把握，也有对这种现象的微观描写，更有甚者还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解释。 　　李晋荃（1983）不仅较为全面地描写了名词和名词性短语做状语的现象，而且还尝试运用结构主义理论进行了必要的分析。[3]他认为“在现代汉语中，非时地名词可以充当状语，修饰限制动词性成分，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包括工具、材料）”。除此之外，所述三类名词性短语也能充当状语。究其原因，李先生认为关键在于这种由名词和动词直接组合的状中短语不能进一步扩展，中间不能插入其它的成分。不仅如此，李先生还提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带‘的’充当状语，不宜视为名词状语”。他认为在“他的手本能的缩了回来”“这个任务历史的落在了我们的肩上”中，“本能的”“历史的”是“名词加上副词后缀‘的’转化成副词做状语”。这种“转化说”认为名词仍旧是名词，而“名词+的”才是副词性成分，所以并非名词做状语。 　　喻芳葵（1984）结合古代汉语中状位名词的表意类型，从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纵横两个方面探讨了汉语中名词做状语这一语法现象及其规律。[4]他认为状位名词可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情态以及动作行为使用的工具和材料。这两点与李晋荃先生的分析是一致的，但与李先生不同的是，他认为名词表示比喻以及名词加“地”以后修饰动词也是名词做状语的现象。其中“似的”和“地”可以作为名词充当状语的标志。 　　邢福义（1988）对名词重叠后加“地”做状语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5]邢先生在文中分别从NN状语的表义范围、必要的构成条件、语义特点、相应的形式特征以及语用价值等方面对NN状语作出了分析，这是对某类特殊的名词性状语所做的专文论述。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对现代汉语名词性状语的研究和讨论中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刘月华（1990）对现代汉语中名词性状语的存在和句法位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重点讨论了状语的分类和多项状语的顺序。[6] 　　李宇明（1992）一方面详细地讨论了“NP出身”中“NP”的类及其与“出身”的句法关系，另一方面还提出“NP出身”是一种特殊的状心结构，与其相似的格式还有“NP毕业”。[7]显然，这是继邢福义先生之后的又一篇专门对现代汉语中某类特殊的名词性状语进行论述的文章。 　　文炼（1994）以名词修饰动词这一现象为突破口，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名词也可以充当状语。[8]文中指出，关于名词修饰动词，《马氏文通》认为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