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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环境正义的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王韬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博士 (上海 200241)。 　　 　　〔摘要〕 西方环境正义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被概括为三个主要的研究范式或阶段。每个范式的研究在推动我们逐步深入理解环境(不)正义的过程中都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每个范式的研究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对这些研究范式的分析整理,将会为环境正义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恰当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 环境正义 研究范式 分配正义 承认正义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0)01-0126-0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环境正义”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无论在探究环境问题根源方面,还是在寻求环境危机解决途径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益的分析路径,受到来自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回顾过去近三十年间西方学术界对环境正义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或阶段。 　　 　　一 　　 　　在环境正义概念提出之初,运用社会学方法,通过大样本的调查统计来揭示“环境不正义”(environmental injustice)现象的存在,是西方学界环境正义研究采取的主要范式。以美国为例,正式将长期隐藏于美国社会底层的环境正义问题推到了环境保护关注前沿的,是1987年美国基督教联合会种族正义委员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发表的一篇题为“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调查研究报告。这份对有毒垃圾掩埋点的选址和该选址周围社区的种族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所做的统计评估报告表明,美国境内的少数族裔社区所承担的有毒废弃物带来的环境负担远远高于白人中产阶层社区Troy W. Hartle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 Environmental Civil Rights Value Acceptable to All World Views”,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17 (Fall 1995), p. 279. 具体而言,在美国国家和州政府确定的有毒废物填埋点中,有40%集中在三个地区:阿拉巴马州的埃默尔、路易斯安那州的苏格兰维尔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凯特勒麦市,而这三个地方都是少数族裔聚集地区。。这种研究范式不但为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实证,而且使得越来越多的公众了解到环境歧视存在的事实,进而推动了运动的迅速发展。 　　美国黑人社会学家罗伯特#8226;D 布拉德(Robert D. Bullard)可以被视为这一研究范式的杰出代表。1990年他出版了《在南部倾倒废弃物:种族、阶级与环境公平》一书,详细地考察了美国南部地区有毒废弃物的堆置、填埋、焚烧以及污染性的工业如何不成比例地靠近少数族裔和穷人居住区,并从环境种族主义的层面界定了环境不正义[1]。而后,布拉德又在1993年编著的文集《正视环境种族主义:来自草根的声音》中,把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考察范围从美国南方扩大到全美,进而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关注的主题更涵盖了从印第安人保留地到城市贫民窟的有毒废弃物、废弃物处理设施选址、城市工业污染、儿童铅中毒、杀虫剂对农业工人的危害、废弃物出口等众多环境问题,并把环境种族主义的形成追溯到殖民过程中的种族征服和帝国式环境思想[2]。1995年,布拉德还提出建议,认为政府的环境正义实践至少应该采取五个步骤或原则:第一,应该依据公民权利法案(civil rights acts)制定国家法律,确保公民受环境保护的权利,并认定任何不成比例地危害少数族裔地区的行为为不合法;第二,采取“预防”原则,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伤害减至最少;第三,将由受害者举证污染者污染环境的责任转换为由受指控污染者负举证责任;第四,避免纠缠于污染行为是否有歧视性意图的论证;第五,移除现存的环境不正义设施,并对其所造成的不平等予以纠正[3]。 　　从揭示环境不正义现象的存在,到界定并扩展环境正义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再到提出解决环境不正义问题的政策建议,布拉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此类环境正义实证研究范式的思路和方向。 　　随着经验性研究数量的增加,这一研究范式的困境也露出端倪,标志性事件就是道格拉斯#8226;安德森(Douglas Anderson)等人在题为《危险废弃物处理设备:大都会地区的“环境平等”问题》的报告中,对种族正义委员会调查报告提出的挑战[4]。同样是以危险化学废弃物处理设备选址问题为主题,同样在国家层面进行抽样,安德森团队却得出与种族正义委员会完全不同的结论。种族正义委员会的研究认为,在调查所测量的变量中,种族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