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结构主义叙事的模式批判.docVIP

西方结构主义叙事的模式批判 　　一、西方叙事模式的静态和情感的动态的矛盾 　　比所谓“陌生化”这样肤浅的“理论”，更为深刻一些的论者，不满足于这样的表面性，他们转向了情节结构的概括。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先驱弗拉基米尔?普洛普研究了100篇俄国民间故事，发现每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及其一系列行为，虽然各不相同，却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他叫做“功能”）不但是相同的，而且其后果也是一致的。基于此，他把俄国民间故事分成31种模式。例如1.沙皇赐给一名英雄一只雄鹰，雄鹰驮着他去到另一个王国;2.一位老人送给苏森林一匹骏马，这匹骏马驮着苏森林去到另一个王国;3.巫师给了伊凡一只船，小船载运伊凡到另一国度;4.公主给了伊凡一个指环，从指环中跳出一个年轻人背负伊凡至另一个国度。尽管身份不同，但是，主人公凭借特殊手段去往异地却是一样的，等等。普洛普得出的结论是：1.人物的功能在童话中是稳定的、不变的因素，它如何实现，由谁来实现，没有关系，功能构成童话的基本要素;2.童话已知的功能数量是有限的;3.功能的次序总是一致的;4.就结构而言，童话都属于一种类型。他从民间故事中分析出来的人物类型，至少有七种，可以适用于其他媒体。第一种是反派（villain恶棍），和英雄（或者译“主人公”）人物对抗的。第二种是奉献者，给予英雄以神奇的物体的，第三种是协助者（helper）帮助英雄实现目标的。第四种是公主（princess）和英雄结婚，总是在追求探索之中。第五种，公主的父亲。第六种是协调者（dispatcher）帮助英雄出走。第七种是英雄或者牺牲者，追求者对奉献者作出反应，最后和公主结婚。①只要稍做变动，很多功能也适用于现代叙事――小说、戏剧、连环画、电影、电视节目。 　　这样的模式，明显是没有任何生命的肤浅的描述，却引来了不少的追随者，如格雷玛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科凯、热拉尔?热奈特等。尽管西方文论享有高度的话语霸权，但是实践却是更严峻的裁判官。把这样的模式用之于小说或者其他叙事形式，显然是带着机械、空想的性质。第一，这完全是脱离了内容（人与人的心灵活动）的公式，与文学的审美价值脱节，把形象抽象化，是文学的大忌。第二，这样的归纳是不完全的，叙事模式是无限丰富的，就是把它弄到31种样式，也还是片面的，而且，文学创作并不是这样机械刻板，可以批量组装的。普洛普没有意识到，就是同样的要素，由于情调、心境、个性、风格的不同，其艺术成就可能是相当悬殊的。很显然，要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普洛普和格雷玛斯这种简陋而繁琐的公式，是应该废弃的。关于这一点，罗兰?巴特曾经清醒地这样说： 　　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持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同一的结构中，见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放用于随便那个叙事。② 　　他批判结构主义寻求单纯统一模式，自然有道理，但是，他自己却陷入了繁琐。他把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分成了561个阅读段。虽然得到许多慑于其权威的理论侏儒的喝彩，但是，却没有什么人追随，实践说明，理论越是繁琐越是自取灭亡。 　　就普洛普而言，他的不足还在于，作为学科理论，31种功能太复杂，失去了科学必要的简明性。如果说文艺理论讲真善美的话，那么学科理论的要求就是真简美。从哲学上来说，一分为二，虽然不全面，但是是可以操作的，因而被普遍接受。一分为三更全面，接受的范围就小一些。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一分为六，全面性越是递增，可操作性越是递减。 　　格雷玛斯也许感到了这一点，试图另辟蹊径，以语义学建立起一套叙事结构法则。提出叙事是由显性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隐性的结构（深层结构）所组成。出于西方语言学在主谓宾，性数格，时态，语态等方面的变格、变位和丰富的文化传统，他把叙事的深层结构归结于类似于句法结构：把叙事结构的“行动元”（actant， 或译行为体）叫做“主语”，人物的“行为”叫做“谓语”。不言而喻，这样的模式比之普洛普的模式似乎是更简明了，但是，却更为浅陋了。丰富复杂的故事，按季莫菲耶夫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还有四个要素，在格雷玛斯这里，只剩下主语和谓语两个要素。这两颗芥子，无论如何也是纳不下大千世界恒河沙数的故事的。幸而，格雷玛斯按照“二元对立”的思想及其组织关系，又分别建立起“行动元模式”与“语义方阵”。二者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这对于文学文本解读学来说，不能否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主要的是，把叙事情节中的人物关系分成相辅相成的三组二元对立的成分，多少接近了文学作品的机制： 　　主体/客体 　　送信者/受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