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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伦理及其基本的的特点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应用伦理以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追问为逻辑起点，围绕科学技术与哲学、科学技术与生态、科学技术与消费关系的探讨，形成了系统的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和消费伦理。他们不同于一般应用伦理探讨现实问题应遵循的道德规范，而是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本体论角度探讨上述问题，主要表现为一种伦理价值观，其应用伦理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 　　[关键词]应用伦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追问，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和消费伦理。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应用伦理与一般应用伦理的异同，对于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推进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认识和应用伦理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最早提出和追问“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是卢卡奇。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异化现象。造成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理性”的盛行。卢卡奇遵循了马克斯-韦伯的思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归结为不断理性化与合理化的过程，其基本特点是根据“计算或可计算原则”对劳动过程进行调节，这虽然带来了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却导致西方现代化的结果――物的价值上升和人的价值的下降的异化现象。卢卡奇把技术理性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联系起来，实际上是提出了“科学技术合理性”的问题。这一问题被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与深化，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应用伦理的逻辑起点。 　　“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本质上是追问科学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问题。西方现代化是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基础、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进步观为指导展开的过程。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追问必然要上升到对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西方现代化合理性的追问，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哲学和现实两个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卢卡奇的追问。从哲学层面上看，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合理性的问题根源于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启蒙理性拒斥哲学形而上学，强调知识并不是对世界终极本质的揭示，知识的本质被归结为能够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工具，进而把“有用性”当作判断科学知识的标准，实际上是把科学等同于技术，把价值理性排除在理性之外，理性被归结和降低为工具理性，这必然会割裂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导致科学技术运用的异化。二是作为启蒙理性的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存在问题。实证主义哲学拒斥哲学形而上学，坚持“经验证实原则”和“价值中立原则”，坚持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是一种借口保证知识的精确性、客观性，排斥人的主观性的经验论哲学。它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哲学形而上学与科学的确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科学不同，哲学形而上学具有偏爱幻想、轻视经验证据的特点。但哲学形而上学却具有科学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哲学形而上学不仅能够赋予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而且能够为科学发展提供必需的文化要素，它对实在的洞见比具体科学要深刻得多；更为最重要的是，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价值功能能够防止社会和个人迷失发展方向，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具有价值引导作用。离开了哲学形而上学的价值引导，科学和技术进步、技术运用不仅不可能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而且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其次，实证主义哲学所强调的纯粹客观的经验是不存在的，任何经验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都必然会受主体既有知识结构、价值立场的影响。因此实证主义哲学所主张的脱离主体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无法成立的。最后，实证主义哲学拒斥主体概念，强调把科学和价值严格区分开来是现代思想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实际上是把科学看作与主体无关的事实的体系。因此，在实证主义哲学那里。“人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在讲话”。事实上，人类的认识过程绝非认识主体被动接受外部经验的过程，而是认识主体从自己的认识旨趣出发能动地建构经验的结果。实证主义哲学的问题在于割裂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理论与实践、科学和价值的内在联系，进而把技术进步的逻辑等同于社会进步的逻辑，这不仅会导致唯科学主义盛行，而且实证主义哲学消解了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实质上起到了为社会现实辩护的功能，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盛行。 　　从社会现实层面看，技术理性之所以盛行首先根源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资本的本性在于追逐利润，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非是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而是在遵循“经济理性”原则的基础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经济理性”是一种以效率为中心的工具理性，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具体化，核心是追求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它以严格的经济核算来评判一切，必然把社会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技术化与物化，正是资本的本性使得技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