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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80年来契丹大字的研究综述 　　摘 要：契丹大字从1935年最初见诸于发表资料至今已有近80年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契丹大字由不被人所识到研究成果斐然，可谓进展飞速。本文拟对近80年来契丹大字的资料出土以及研究情况加以综述。 　　关键词：契丹；大字；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7.42；H2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2-0004-05 　　一、契丹大字资料的发现、出土和著录情况 　　1.《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刻于咸雍八年（1072年），现存辽中京博物馆内。篆体汉字碑额“大辽大横帐兰陵郡萧氏建静安寺碑”一面的碑文为汉字，楷体汉字碑额“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一面的碑文为契丹大字。清代海忠主修的《承德府志》（道光十一年刊行）著录有汉字碑文。日本医生山下泰藏《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在《满蒙》杂志第十六年（卷）第十号（1935年10月出版）刊发。文中附有两张照片，但仅能看清是契丹大字。作者认为这是不同于庆陵哀册的契丹文字。 　　2.《故太师铭石记》，刻于重熙二十年（1051年），1939年出现于沈阳的古董商店中，出土时间和地点不详。日本稻叶君山于当年9月27日的沈阳《盛京时报》和长春的《大同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墓志上的文字不是女真字，而是区别于庆陵哀册中文字的另一种契丹文字。因当时学界多数认为庆陵哀册中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稻叶君山遂误认为《故太师铭石记》中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1939年年9月27日沈阳《盛京时报》上还发表了《故太师铭石记》的局部拓本照片。1942年，李文信在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号上发表了《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文中刊发了篆体汉字墓志盖和契丹大字墓志全文以及墓志的纪年部分三张拓本照片。由于当时的制版技术，致使整张的墓志拓本照片不清晰，仅有纪年部分契丹大字拓本照片的局部还能看得清。 　　3.《耶律延宁墓志》，刻于统和四年（986年），1964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柏树沟村[1]，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墓志共计24行，前18行的上半部分刻契丹大字，下半部分和19至24行正行刻汉字；契丹大字共270字。拓本照片最早发表于《文物》1980年第7期。 　　4.《北大王墓志》，刻于重熙十年（1041年），1975年冬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昆都苏木，原石现存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墓志志盖正面刻篆体汉字“北大王墓志”一行，背面刻汉字21行；志石刻契丹大字27行，计772字，残9字。《文物》1983年第9期所载刘凤翥、马俊山《契丹大字考释》，首次刊布了拓本照片和录文。 　　5.《耶律昌允墓志》，刻于清宁八年（1062年），2000年8月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小五家回族乡大营子村耶律昌允夫妇合葬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汉字兰陵郡夫人墓志，原石现存元宝山区文物管理所。墓志盖呈正方?J顶形，灰色砂岩质，每边长66.5厘米，厚29厘米。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神像，中央台面阴刻契丹大字两行共12字。志石亦为灰色砂岩质，每边长66.5厘米，厚16.5厘米，阴刻契丹大字30行，计878字。拓本照片和摹本最早著录于《燕京学报》新第17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北京出版）[2]。 　　6.《多罗里本郎君墓志碑》，刻于大康七年（1081年），出土时间及地点不详。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2006年7月8日征集，原石现存于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共刻21行、787字。2005年丛艳双、刘凤翥、池建学等《契丹大字〈多罗里本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5年第4期），公布了清晰的前15行，并刊发了照片。该墓志拓本照片首先刊发在盖之庸的《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 　　7.《萧孝忠墓志铭》，刻于大安五年（1089年），1950年夏季出土于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今葫芦岛市连山区山神庙子乡西孤山村），原石现存锦州市博物馆。共计18行502字。刘谦在1956年第2期的《考古通讯》予以报道，并刊布拓本照片。 　　8.《萧袍鲁墓志》，刻于大安六年（1090年），1965年6月出土于辽宁省法库县前山村，契丹大字刻于墓志盖的背面，共15行，318字[3]，现存辽宁省博物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3次学术研讨会1997年11月在北京召开，阎万章先生在会上宣读了《契丹文考释》，此文刊于《民族语文》1988年第3期，最早发表了摹本。阎先生私下对刘凤翥说，文章题目中之所以用“契丹文”是故意回避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争论，他至此时还拿不准《萧袍鲁墓志铭》究竟是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内部刊物《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088年第1期所载冯永谦《补辽萧袍鲁墓出土的契丹大字墓志铭》一文，首次刊发了拓本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