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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族群语言学习的模式 　　一、前言 　　社会语言学者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1]在《语言的死亡》中论述世界有许多少数族群语言已消失或濒危消亡的现象，并提出语言振兴理论，指出政府必须建构一个强而有力的语言存活环境。综观台湾，原住民语言亦从“语言流失”走向“语言濒危”阶段。学者卢慧真[2]等人的研究指出，原住民母语从50 岁以下的族人开始流失，流失最严重的是20 岁以下的族人，尤其是都市的原住民及幼童。现今原住民幼童大多以中文沟通，幼儿园到“国中”阶段的大部分学童已不会讲母语了。原住民幼童无法了解祖父母使用的族语，语言的流失亦造成原住民文化的消失。日据时期皇民化政策及国民政府语言压抑政策的实施，使原住民族语言渐渐流失。日据时代，日本对台湾采取“皇民化”政策，企图同化原住民，并对原住民采取许多手段及策略，包括设立“番童”学校以教导原住民族孩童学习日语[3]。日本政府实行的理番语言政策对台湾平原地区的平埔族语言及高山地区的原住民语言，造成相当大的影响[4]。国民政府迁台，为了统治需要，于1946年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全面推行“国语”。1956年，政府更下令学校禁止使用方言，使得原住民学童在威迫的学习环境下不得不放弃说族语的习惯[5]。“禁止讲方言”政策的实施造成原住民语言的崩解，彻底瓦解了原住民族语的基盘。一直到解严后，政府发布《原住民教育法》（1998年）和《原住民族基本法》（2005年2月），以及“行政院”于2008-2012年核定实施《原住民族语言振兴六年计划》，让原住民族语得以在长年的破坏与流失中开始看到一线曙光。然而，原住民族语的成功复振，亟需进行学校族语教学推动与改革。戴维?克里斯特尔[6]指出，语言振兴必须包括下列机制：提高该族群在支配族群社会的尊严；增加族群的财富；增强族群的法律权利；加强濒危语言于教育体系的份量；将濒危语言写成文字；善于利用电子科技作为辅助；专家适时介入；成立振兴语言工作团队。基于以上观点，有必要整合学术研究者与族语的实务工作者进行合作与对话，开发族语数字教材，形成原住民族语行动学习研究社群，以抢救、保存、传承、复振原住民族语，同时，亦可提升参与研究的族语支持教师在族语教材内容编撰与数字教材开发的专业知能，深化其族语教学能力。 　　基于上述背景与重要性的分析，本文以台湾泰雅族语为研究分析的主要语言，透过系列性的泰雅族语内容分析与知识评估，开发沉浸式数字化教材，并建构泰雅族语沉浸式语言行动学习平台，提供系列性原住民族语游戏式行动教材，以协助解决台湾当前族语教材短缺及族语师资不足的教学困境，并运用所开发的泰雅族语沉浸式数字化教材与平台，进行翻转学习，以了解翻转学习模式应用于原住民族语教学的可行性。 　　二、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现况分析 　　为保存、传承原住民族语言，政府自1987年开始开发原住民族语教材，主要是传教士依据传教的需求开始编辑一些族语教材并进行族语的教学。1990年，教育部门委托学者研拟一套原住民语音符号系统；1991年5月，教育部门正式公布出版《台湾南岛语言的语音符号系统》，该系统经试用一年后正式推行；1990年，台北县乌来“国民”中小学正式进行泰雅语的教学，宜兰县、新竹县、台中县、嘉义县、屏东县相继推动族语教学，族语教材之县级教材列入了县市政绩表现项目；1994年起，教育部门大力鼓励教材编辑，乡土文化教材的多元产出对于文化与族语教学有所帮助；1995年至1998年，教育部门宣布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教授乡土语言，且耗资5000多万台币历经四年编辑了乡土语言教材，其中包含河洛语、客家语等11种原住民语；2001年，教育部门宣布将原住民族语教学纳入正式课程；为顺应九年一贯课程规定自小学一年级开始教授乡土语言，2002年，教育部门委托相关部门历经四年编辑完成总计42种方言的原住民九阶教材[7]。2005年底，原住民委员会与教育部门共同发布《原住民族语言书写系统符号》，使民族语言由“口说”语言正式成为“口说”与“书写”同步发展的语言，开启了原住民族语言的保存与传承从以“口传”为主的方式进入到以“文字”教学为主要方式的新纪元。 　　然而，族语教学能否顺利推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于是否拥有充足且称职的族语师资，这与完备的族语教材和便利的族语学习环境成为族语复振的三大基石。为顺应九年一贯乡土语言教学的实施，教育部门于2001年研订了原住民族语种子师资培训课程（计72小时）。研拟之初，原估计当前在职的原住民族籍教师本身能说流利的族语。因此，培训课程内容包括：18个小时的原住民族语言文化课程；22个小时的原住民族语言结构课程；32个小时的原住民族语教学专业课程。然而，在培训过程中，发现很多在职原住民族籍教师的族语能力几乎已经丧失，根本无法担任族语教师。所以，虽然有82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