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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历史论文 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 晁福林 关于两周之际的史事，史载缺略，正如清儒崔述所言，“西周之亡，载籍缺略，其流传失实，以致沿讹踵谬者，盖亦有之”。司马迁写《史记》时曾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史记》所涉两周之际史事仅限幽王嬖爱褒姒、烽火戏诸侯、立平王“以奉周祀”数者，缺略太多，语焉不详。李学勤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清华简此册集中记载从西周初年直到战国末年的纪年资料，李学勤等专家筚路蓝缕，对于这批资料进行释读和整理工作，大大便利了后来学者的研究。根据简文内容，整理者将这批材料拟题为《系年》。其第二章内容提供了与古本《竹书纪年》相类似的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珍贵资料。今就相关材料依次探讨，冀求对于两周之际史事研究有所裨益。 一、“周二王并立” 古本《竹书纪年》保存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史事，内容如下：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和《史记》所载的最大区别，就是它揭示了“周二王并立”的史事，而对于这一点，《史记》所载则付诸阙如。司马迁有无可能见到“二王并立”的史载呢？分析相关情况可以断定，这种可能性不大。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有“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之语。关于“太史伯阳”，当即《国语·周语》提到的“伯阳父”，韦昭注谓其为”周大夫”，盖以大夫之身份而为王朝史官者。伯阳父所读的“史记”，张守节《史记正义》谓“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关于这部“史记”，专家指出它就是“西周时代的史官们所记载下来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司马迁是有可能见过的。但是，尚有两个问题，一是自厉王之后史记疏略不全，即《史记·历书》所言“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二是《史记·六国年表序》所言“独藏周室”的“史记”灭于秦火。由于这两个原因，可以推测司马迁不一定见过伯阳父所读之“史记”。他能够取《国语·周语》、《晋语》、《郑语》的相关传说敷衍连缀而成幽王史事，已属不易。因为没有见到相关史料，所以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丝毫未提“二王并立”之事，也就不足为怪。 古本《竹书纪年》的相关材料对于弥补两周之际的史载非常宝贵，顾炎武、梁玉绳等曾经注意到这些材料。当代专家亦曾依据古本《竹书纪年》、《国语》等材料对于两周之际史事进行梳理，例如，徐中舒先生在《先秦史论稿》中提到两周之际“二王并立”，童书业先生于其所著《春秋左传研究》中单列“周二王并立”一条进行阐述。笔者曾撰《论平王东迁》一文。我所探讨的结果，可以用下表显示大概。 笔者所理解的“周二王并立”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稍有区别。古本《竹书纪年》所谓的“周二王并立”仅指天王（太子宜臼）与携王（王子余臣）的二王并立。其实在此之前幽王嬖爱伯服（盘），立其为王，实为幽王破坏王朝规矩、违背传统的昏庸之举。太子宜臼被拥立而称“天王”以后，就形成幽王、丰王（伯服）与天王（太子宜臼）的两派对峙，再接下来才是天王与携王的对峙。关于伯服称王事，参加过汲冢竹书整理的晋代学问家束皙的一个说法，是很有力的证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束皙说谓：“案《左传》‘携王奸命’，旧说携王为伯服，古文作伯盘，非携王。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他认为伯服（盘）虽然不是携王，但却是自己称过王的，并且非止一年，而是有好几年的时间，孔颖达同意此说，谓“其事或当然”。所谓“积年”，指伯服为王数年，绝非一年当之。伯服称王肯定是在宜臼称王之前。依笔者拙见，伯服称王当首尾七年，直到骊山之难被杀为止。束皙说伯服称工过了若干年才被“诸侯废之而立平王”。这与古本《竹书纪年》等史载谓伯服与幽王俱死于骊山之难的说法不一致，其间是非，尚难确定。不过，据清华简《系年》所载，可以大体上认为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较为可信。清华简《系年》所载相关资料，可以印证上表所列是正确的，并且可以对两周之际史事作出一些新认识。为便于讨论，现将清华简《系年》第2章的相关内容具引如下： 周幽王取（娶）妻于西（纟東/田）（申），生坪（平）王，或台又（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怠（姒），辟（嬖）于王，王（以上第5简）与白（伯）盤达（逐）坪（平）王，坪（平）王走西（纟東/田）（申），幽王起台（师）回（围）坪（平）王于西（纟東/田）（申），（纟東/田）（申）弗7（畀），曾（鄫）人乃降西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