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考题地尴尬与突围.docVIP

选考题的尴尬与突围-中学语文论文 选考题的尴尬与突围 为了适应新课标改革，从2007年开始，广东高考卷采用了选考题的命题方式——以文学类和实用类两种文本阅读相对应命制两组题目供考生选择考试。选考题的命制给予了考生选择的机会和表达自我的空间。相对于附加题而言，选考题更加符合新课标的精神，也更加人性化。然而，也正是从2007年开始，广东高考的选考题就遭遇了自己难以变更的尴尬。2007年高考中约有31.2%的考生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另外约68.8%的考生选考了实用类文本阅读。2008年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约为37.56%，比例略有增加。可是，到2010年，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比例又锐减为17.86%，2011年比例又有所回升，但也只有约27.2%。2012年选做文学类的考生为总数的40.08%，情况有所好转。2013年为26.63%，略等于2011年的比例。总体来看，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和选考实用类文本阅读的考生比例约为3:7，比例的巨大差距并不符合设置选考题的初衷，这种状况给广东高考命题中最为闪光的亮点以当头痛击。 考生对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的选择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其原因虽然与中学备考的指导思路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命题自身的特点、考生自身的素养和时代大环境。 2007年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是迟子建的《泥泞》，这是一篇文学意味浓厚的抒情散文，是考生熟悉的散文阅读类型，因为它与往年的广东高考散文阅读以及全国卷的散文阅读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实用类文本阅读是人物访谈《访钢琴演奏家傅聪》，这虽然是在高考中第一次出现的文本样式，但是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没有考生会对人物访谈感到陌生。访谈中的口语对话直接否定了散文中的文学意蕴，所以，2007年试卷中两组题目文本文风的极度不对等为选考题遭遇的尴尬局面埋下了祸根。然而，命题者并没有警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2008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这是一篇完全后现代的小说，不要说考生，就是许多老师看过后也是一头雾水。当今的高考从录取率来看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地地道道的大众化教育了，用这类难以下结论的文本作为高考命题材料是有欠考量的。在考场中，选择这篇阅读的考生只能如小说中的“父亲”一样，毫无目的地在文字的长河中飘荡。当年选做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中只有两人获得满分，由此可见文本的选取是多么不合时宜。2008年的实用类文本阅读是科普文章《绝妙的错误》，科普文章本身就要求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由此可见，2008年的选考题文本继承了2007年的特点，并且把2007年命题中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放大。 2009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张炜的《耕作的诗人》，文本内容依托托尔斯泰，主要谈作者对文人的认识。从文本内容来看，《耕作的诗人》和1991年全国卷的《世间最美的坟墓》基本雷同。从写作形式来看，《耕作的诗人》虽然是散文，但是文本中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人物——托尔斯泰，所以其叙事性很强，这使文章在阅读难度上类似于实用类文本阅读的传记。2009年的人物传记《黄侃先生二三事》并非规范的人物传记——规范的人物传记与文言文阅读相冲突，而是散文化的传记，纪传过程中具有浓厚的议论抒情色彩。由此我们看到，两类文本各自削弱文本特点向对方靠拢，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文本差异性过大的问题。可是问题在于，选文在解决阅读难度不均问题的同时又违背了选考题的命题初衷——两类阅读文本应当文本特点鲜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阅读题目分组具有意义和价值。另外，从命题规则上讲，选考题中应当有题目涉及到文本特征的考查。一旦文本特征被消解，这一命题规则就无从落实。 基于以上理由，2010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小说《面包》，实用类文本阅读是梁衡的新闻评论《让法律来保护阳光》，文体特点又重新被强调。鉴于2008年选考小说的教训，2010年考生对文学类文本心有余悸，选考小说的考生只有10万人，其比例是新课标以来文学类文本阅读选考最少的一年。因此，在2010年高考评卷总结会上，有关专家开始大力鼓吹文学类文本阅读的重要性。以命令的口吻教导中学教师要加强对学生文学修养的教育，以至于把文学情趣提升到关乎国民修养和民族前途的高度。我们认为，高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才是学术问题，二者不能倒置。用学术思维驱动社会进程的想法从来都是偏颇难掩并且遗患良多的。 2011年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叙事散文《严冬海猎》，虽为散文，但写作技法更接近于小说，这就使得阅读和接受更为容易。实用类文本阅读是散文化的人物传记《梁宗岱先生》，传记的散文化显然是增加了阅读的难度。这种选文方式又回到了2009年的模式，同时与2009年的选文相比更进一步地消解了文体之间的差异。幸运的是，我们的考生也变得更加成熟，与2010年相比，选择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增加了7万人。